欠債還錢雖然只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民事關系，到法庭上也是打民事官司，然而，一旦經過法院審判，并作出了生效的判決，對待判決的態度，其實也是對待法律的態度。對于那些具備經濟能力卻以各種方式逃避責任的“老賴”，一旦掌握確鑿的證據，司法部門有必要實施堅決的債務追償行動，以保護債權人利益，維護經濟、社會秩序的井然運轉及法律的尊嚴。深圳等地試行欠薪入罪的制度嘗試，就可看做一例。

　　限制“老賴”高消費，從法理而言是順理成章之事。香港藝人鐘鎮濤前幾年宣告個人破產后，從原居住豪華別墅搬入普通公寓樓，并就此與許多高消費場所絕緣。這就在于個人宣告破產后，限制其高消費行為，如禁止進入高檔賓館，使用高檔轎車和入住豪華住宅等。與處于喪失償付能力的個人破產相比，對于惡意拖欠債務等行為人，司法部門更有必要實施堅決的懲戒，以保護債權人利益，維護經濟、社會秩序的運轉及法律的尊嚴。

　　但民眾對限制“老賴”高消費的擔憂，更在于確立標準后如何具體落實。這就要求強化社會監督，其所在地的有關部門和群眾都有權監督其相關行為。與此同時，對個人信用系統應進一步完善，包括其收入來源、賬戶明晰等，為司法部門查詢提供方便，這就需要司法機構與金融、工商等機構形成協調聯動，資源共享。與此同時，對于從事特定職業的人來說，破產后應該取消其一定時期的從業資格，比如某些無良企業主，可限制其經商資格準入，并規定其權利恢復的具體條件和要求——必須在完全或逐步償還債務的基礎上才可繼續經商從業。

　　筆者認為，限制“老賴”高消費可借鑒個人破產制度。世界各國立法規定的破產人任職資格權利剝奪并不完全一致。通常，破產人在公法上喪失擔任公職人員的資格，喪失擔任律師、公證人、仲裁員、陪審員、注冊會計師等的資格，在私法上則喪失擔任公司董事、監事、經理等職務的資格。由此看來，對于那些破產或者總以無錢歸還為借口的“老賴”來說，他們實質上屬于“準破產”狀態，其社會信用及道德風險都存在嚴重問題，在合理合法范圍內剝奪其從業資格(其實就是權利享有)，恰恰體現了權利與責任對等原則。畢竟，與失去職業或經營來說，償還債務的“所失”相比就小多了。

　　對“老賴”現象，必須讓其有牽擾難去的“后顧之憂”，讓其感受欠債不還的高額成本，從對“老賴”的行政處分、限制出國到欠薪入罪，以及高消費限制，再延伸至行業或職業資格權利剝奪，形成全面的制裁之網。如此一來，“老賴”們才會既受社會道德譴責，又難逃法律制裁。 （畢舸）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