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稱，一直在加拿大的賴昌星終于打破沉默，表示可以考慮回國，但“有條件”。對于他能不能、愿不愿被遣返，這些年翻來覆去，人們多也談得膩味了，如果說還有一點點興趣，無非在于這個“條件”能不能談，能不能給。

　　認罪協商在任何一個法制國家，都是可以接受、可以成立的條文，一些久拖不決的積案也的確在這種機制下得到妥善解決，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又避免了大量法律資源和稅款的靡費。賴昌星案已拖了10年，于公于私，于情于法，久拖下去都不是什么好事，在不違背法律原則的大前提下，對賴昌星做做工作，談談“條件”，促使其早日歸國、歸案，當然是值得考慮的選項。

　　既然是動員，是協商，那自然要許以“好處”，講講“條件”也是很正常的。說到底，賴昌星并非善男信女，而是其同案犯大多已受到嚴厲處置的驚弓之鳥，目前呆在中國司法機器鞭長莫及的異國他鄉，要說服他回來，僅憑空口白話，顯然是行不通的。和他談“條件”，是協商的必要前提，也是協商獲得成果的途徑之一。

　　然而“條件”固然可以商量，應該商量，卻必須始終遵循一條絕不容商量的底線——法律的嚴肅性。

　　賴昌星并非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他自大陸逃至香港，又從中國香港舉家逃到加拿大，利用加拿大司法體系的漏洞，一待就是10年，其性質是負案在身，畏罪潛逃，懼怕嚴懲，不敢歸案，這一點，即使賴昌星本人，也是并不諱言的。

　　動員賴昌星自動接受遣返，是為了貫徹法律的精神，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去了結一樁迄未了結的久積懸案。“賴昌星回國”是其接受法律制裁的開始，而并非事件的結束。

　　如果所謂的“談條件”，只是在法律框架允許的范圍內，對嫌犯可能采取的、有助于案件進程的舉措，給予一定的從寬處理和照顧，那么這種“條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可以商量的”；但倘若這個所謂的“條件”，超出了法律的允許，就很難得到社會和公眾的理解和認可。

　　人們之所以希望看到賴昌星被遣返的那一天，其根本目的，是希望他受到法律不縱不枉的公正處理，而這一“公道”因賴昌星本人的逃亡及長期滯留，已遲到了許多年。如果賴昌星的遣返，是以對其“法外開恩”為“條件”所作的交換的結果，那么這樣的遣返，又能剩下多少意義？如果講這樣的“條件”，不僅褻瀆了法律的尊嚴，而且很容易給人一種暗示，即只要有錢、有“路子”，可以在法網即將罩到頭頂之前及時脫身，就可以利用身處法網之外的便利，跟嚴肅的法律談“條件”、討價還價，這樣做，顯然是對法律原則的藐視。

　　據稱，賴昌星本人十分關注國內媒體，關注任何有關他本人命運的訊息，有關方面理應毫不含糊地傳遞給他這樣一條訊息:條件可以協商，法律不容打折。（陶短房 旅加學者）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