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親商”口號，這可能是諸多勞動者保護措施形同虛設的根源。現在需要“撥亂反正”，讓各方面制度的重心向勞動者傾斜，也就是說制度改革該親勞動者了。

　　9月16日，“開胸驗肺” 者張海超證實，他已與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簽訂賠償協議，后者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一次性傷殘補助等各項費用共計615000元。他的幾位同樣患有塵肺的工友，也獲得數額不等的賠償。

　　28歲的張海超是不幸的，從事破碎、開壓力機等有害工種3年多后，他疑似患上“塵肺病”。鄭州、北京多家醫院確認了他的懷疑。然而，企業卻拒絕為其提供相關資料。

　　應當說，這并不讓人驚奇。眾所周知，不少企業就是通過把員工福利壓到最低限度，來維持生存的。為了壓縮成本，本來就沒有準備向員工提供基本的生產安全保護措施。一旦發現闖了禍，則會逃避責任。

　　監管的必要性也正在這里。張海超也向相關管理部門、監管部門求救。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多次投訴后，他取得了做正式鑒定的機會。然而，按照法律，享有鑒定職業病之壟斷權的鄭州職業病防治所，為其做出的鑒定卻是“肺結核”。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機構失職了。他們為什么失職，是因為技術水準？還是因為利益牽扯？或者干脆就是被企業收買？人們尚不得知。但在其他領域，監管部門一邊倒的現象并不少見。比如，有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創造優良經營環境，要求環保監管部門“配合”投資者。監管部門與企業形成共謀關系，權益遭到企業損害的被污染者，當然也就很難從監管部門那里獲得必要的救濟。

　　不過，張海超是勇敢的。為求真相，入住鄭州大學一附院，堅持要求該院“開胸驗肺”。這種直接的檢驗手段最終證明了，他確實患上塵肺。

　　張海超是幸運的。“開胸驗肺”事件被媒體報道后，該省高層官員過問，張海超最終被確診并獲得了賠償。

　　這個事件是戲劇性的，因此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因為媒體的關注，而引來了地方高層官員的過問，事情就以大團圓的方式結束了。人們會想，那些不是如此戲劇性的、每天都在發生的類似事件，是否也以悲劇的方式結束了？讓我們設想，假如張海超沒有開胸，他的命運又會是什么？

　　張海超確實以自己的努力，解決了個人的問題，但在此過程中，關于職業病防護、職業病診斷、社會救助、企業賠償的一整套制度缺陷，也暴露無遺。究竟怎樣才能讓企業建立起安全的生產環境，確保員工不遭到嚴重傷害？如何快速地確診職業病，如何確保職業病防治機構公正地、獨立地履行診斷任務？如何保證勞動保障機構、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公正地、獨立地判斷是非？也就是說，如何保證這些機構不受企業的操縱？又如何保證那些被確診的患者可以迅速獲得治療、賠償？

　　職業病救濟，廣而言之，關于勞動者保護的各種制度，都需要改革。這些改革實有必要采取“親勞動者”的態度。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親商”口號，這可能是諸多勞動者保護措施形同虛設的根源。現在需要“撥亂反正”，讓各方面制度的重心向勞動者傾斜。因此，“開胸驗肺”，了猶未了。（新京報 秋風）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