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抓賊 一個一千。”15日，福州市鼓樓區大街小巷都掛起“有獎抓賊”的橫幅。雖然有獎抓賊政策已出臺了很久，但如此“明碼標價”卻還是頭一回(《東南快報》昨日報道)。

現在大家都在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好人做不得，但卻對福州“有獎抓賊”的作法頗多微詞。其實，該規定正是對見義勇為的肯定和補充。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為了保護和鼓勵公民和違法行為作斗爭，我國《刑法》賦予了公民“正當防衛”的權利。從法律保障層面而言，鼓勵群眾抓賊，正是鼓勵公民行使正當權利。而對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法律也明確規定國家予以鼓勵，并可給予適當獎勵。因此，獎勵群眾抓賊有法可依。

那么為何大家對該規定如此不待見呢？我想，最重要的在于對抓賊行為及抓賊受傷后所產生的負荷的擔心和無奈。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物質保證，大家見慣了太多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反面事例，從而學會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所謂處世哲學。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們當然無法對有些自保行為進行過多指責，但如果每個人在面對不法行為時都聽之任之，那才是我們作為人和這個社會的悲哀。說到底，不名譽的社會終究還是由不名譽的人造成的。

有人認為“有獎抓賊”暴露了相關部門的懶政和不作為，其實這種認識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試想，社會如此之復雜，壞人不可能在面目上刻字，只有在不法行為發生時，才能確認其不法行為；同時相對于社會人流量，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察等的人數量如此之少，不可能讓經常在所有街面都扎成人墻，預防可能出現的犯罪。因此，鼓勵群眾見義勇為正是要補充社會防范的不足，有何不可呢？

像任何硬幣都有兩面一樣。“有獎抓賊”說明了在這個功利而現實的社會，見義勇為者越來越少，相關部門無奈之下只得出臺該規定。“有獎抓賊”其實是在鼓勵一種社會風氣，是在矯正世俗價值觀。同時也能成為懸在作奸犯科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有違法犯罪行為發生時，所有人都奮勇爭先，同仇敵愾，那么還有膽大妄為的家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嗎？

當然，我們說“有獎抓賊”并不是鼓勵大家都放下本職工作去抓賊，更不是提倡民間組成所謂反扒隊去做這個充滿危險的事。畢竟敢違法犯罪者并不是吃素的，所謂來著不善，善者不來。他們可能結伴來作奸犯科，甚至還可能攜帶兇器。這就要求我們在與這些人作斗爭時，不能一味地逞匹夫之勇，在提倡勇敢時更應提倡智斗，量力而行，將成本與效益比最大化。只有這樣，“有獎抓賊”才不至于被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