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私家車主張先生遇到樁好心沒好報的事。8日他開車時，一男子要求捎一段，他拒絕了，但男子央求稱胃痛等不到出租車。于是張心一軟就答應了，車上男子提出給他十元錢，張說不要。當張按其要求停車時，男子迅速拔走車鑰匙，車外七八個身著制服的人將張拖出車外。原來這是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查“黑車”，張先生因“非法出租營運”被罰款1萬元。(9月16日《新京報》)

　　張先生認為自己被“執法釣魚”，但有關官員否認這種說法，稱沒有雇社會人士誘騙車輛，但有“一部分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配合執法”。

　　從報道中看，執法程序不妥之處很多：沒有依法出示執法證件，扣走車上與執法無關的個人電腦，要挾當事人放棄申辯的權利……但除此之外，需要探討的是：正當的“執法取證”和所謂“執法釣魚”的邊界在哪里？

　　“黑車”擾亂了正常的營運秩序，由于證據較難固定，處罰難度較大。一般由執法人員扮演乘客乘坐，用電子設備記錄證據，在交易之后，“人贓并獲”。這就是所謂的“誘惑偵查”，或者叫“誘惑取證”。

　　世界各國執法機關也都使用類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癮君子向毒販購買毒品。但它也備受爭議———“誘惑取證”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違法意圖、違法行為者的違法證據，而不是引誘、教唆那些沒有違法意圖的人去違法；否則就違背了執法的正義初衷，淪為“執法釣魚”、“放倒鉤”，或者叫執法圈套。

　　執法圈套(entrapment)，這是英美法系的專門概念，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從法理上分析，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才從事了違法活動，國家當然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比如，一名便衣警察對某女子說：“給你100美元，陪我過夜。”她不同意；警察增加到500元，她還是不同意；警察再次加價到1000美元，她才勉強表示同意。這就是執法圈套———該婦女的賣淫意圖是在警察高額金錢引誘下萌發的。大陸法系國家對此也有嚴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執法者為了取證，誘惑當事人產生違法意圖，因為這是國家公權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格自律權。

　　從本案看，就算張先生是“非法營運”，但最先他并不想違法，而是在男子自稱胃痛打不到車的“引誘”之下，才開始“違法”的。

　　從法治國家的經驗看，誘惑取證應受到嚴格限制，它絕不能由所謂的“協查員”，乃至“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操作，因為他們往往對“執法”有利益訴求，傾向于“引誘”當事人。而這種“執法釣魚”撕裂了社會成員間樸素的情感，敗壞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臨產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幫助。它更會引發嚴重的沖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賢區一位“黑車”司機被所謂“女協查員”帶入“執法伏擊區”之后，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在車內用刀捅死“女協查員”(2008年3月9日《東方早報》)。以前上海還發生過黑車司機為泄憤綁架所謂“倒鉤”的事件。

　　現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謂“比例原則”，即行政手段應該與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營運”雖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惡劣程度遠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對其采用激進的“執法釣魚”手段，這一手段既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又破壞了社會成員間的信任與互助，實在是害莫大焉。（新京報 黑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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