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全國范圍內駕車撞人事件頻發的背景下，13日深夜發生在上海的一起交通肇事再次引起輿論關注。事故發生后，肇事的寶馬車女司機棄車逃逸，直至第二天中午12時30分左右才向警方投案自首。

不少網民由此紛紛懷疑肇事者棄車的真正意圖——是否在掩蓋其酒后乃至醉酒駕車的肇事細節，以躲避近期針對“酒駕”行為越來越嚴厲的司法手段。這種推測的法律背景在于：若依“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刑罰在三年以下，即使有逃逸情節，刑期也在三至七年間。更不用說事后主動投案并積極賠償的，多半可獲從輕處罰。而若是醉酒駕車，則可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期起點就是十年，最高則可判死刑。廣東的黎景全及四川的孫偉銘殷鑒不遠，整治醉駕的專項行動又在轟轟烈烈進行之中，先逃逸后投案恰可規避酒精檢測，使醉駕難以證實，在“罪疑惟輕”的原則之下，處理結果確可大大有利于肇事者。

刺激肇事逃逸的另一重原因也許還有浙江省高級法院上月出臺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見》。該份“意見”規定，被告人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而對于交通肇事逃逸后向有關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可以認定自首。依通常的理解，自首可“從輕或減輕處罰”。既然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反不能認定為自首，那就干脆先逃逸再自首好了。但事實是，即便是浙江高院的“意見”，也規定交通肇事逃逸之后再“自首”，也只能“依法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從輕處罰，一般不予減輕處罰。”

更何況，逃逸之后再投案能否認定為“自首”也頗值得追問。刑法上所規定的“自首”，必須同時具備“在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接受審查和裁判”這三項行為。本案中肇事者雖然“自動投案”了，但她會“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嗎？比如，“醉駕”與否顯然是交通肇事罪行的一部分，甚至還很可能是決定罪名適用的關鍵。肇事者聲稱沒有喝酒，若公安機關調查證實其有喝酒行為甚至有醉駕事實，“自首”也就不存在了。

再者，逃逸后投案也并不表示肇事者愿意“接受審查和裁判”。公安司法機關對交通肇事案的調查有其特殊性。如能夠證實是否屬于醉駕的酒精檢測，就必須在肇事后即時進行。根據醫學研究，酒精一般在進入人體內90分鐘后達到代謝高峰，并一般在24小時內就能代謝完畢。12小時后再投案，這時即便馬上做酒精檢測，在證明力上也大大減弱，要還原案件事實也變得極為困難。可以說，肇事后的逃逸事實上妨礙了公安機關對案件的調查，也表明了肇事者并不愿接受司法審查。

如我們所知，交通肇事罪是過失類犯罪，如果是故意，那就構成“故意殺人罪”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公安罪”了。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則只可能是故意。現行刑法對交通肇事逃逸的規定僅僅是將之與“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并舉，作為交通肇事加重處罰的情形之一。但交通肇事中的特別惡劣情節也還是“過失”，從犯罪構成理論來看，把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一并論處是不符合法理的。更何況，交通肇事逃逸實則侵害了多個犯罪客體，既嚴重危害肇事受害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又違反交通管理法規，還妨害了司法調查。鑒于逃逸后再自首還能“從輕或減輕處罰”，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交通逃逸之風，立法機關或可考慮將交通肇事逃逸單獨定罪，并比照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節，提升對這一新罪的刑罰檔次。

一句話，法律規則可以被一宗個案所挑戰，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個案所重復挑戰。法律必須因時而變，不斷完善，讓精于法律者也難以規避應受的責罰。(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