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科大校長朱清時近日從深圳市代市長王榮手上接過聘書，擔任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朱清時是通過國際獵頭公司全球遴選出來的大學校長，在頒發聘書儀式上，王榮鼓勵朱清時探索和推出一套好的體制和機制，這將可能是對中國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朱清時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南方科大將強調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事，實現教授治校。

　　朱清時院士其實不是第一次表達這樣的觀點了。早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就曾在做客網易時直言，一流大學應當去行政化，搞教授治校，學術優先。那時，朱院士還是中科大校長，受制于傳統大學治理格局，他很難在以前的學校實施他的教育理想；但南方科技大學是一個初創的大學，是一個體制全新的大學，作為教育改革的試驗田，朱院士具有了一次寶貴的實現其教育理想的機會。這樣一個改革機會不僅對于南方科技大學有著特殊的意義，更對于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非同一般的借鑒意義。

　　大學改革是個老話題了，從1952年開始，中國高校經歷了多次改革和調整，才有今日之格局。近年來，不少人都提出要對高校管理體制進行革新，惜乎理念多，動作少。其實，教授治校不僅在國外流行，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亦曾有成功經驗。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后，效仿德國大學教育管理體制，第一次在中國大學建立了“教授治校”制度，對北大的行政組織進行全面改革，北大氣象為之一新，從官氣濃厚的學府轉變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傳播馬列主義的重要陣地。另一個典型例子是西南聯大。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由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合并而成，也實施教授治校，盡管當時時局動蕩，民不聊生，物質條件十分惡劣，但聯大教師們傾盡全力辦學，竟然在抗戰如此艱難的時期打拼出科研成就的新高峰。更值得一提的是，聯大的學子畢業后大多留學西方，但新中國成立后，相當多學子譬如朱光亞、鄧稼先、葉篤正紛紛放棄國外優厚的工作條件，選擇回國報效，其中固然有新中國成立的感召作用，但今天回望，與教授治校所帶來的精神氣息亦是分不開的。

　　南方科大作為一所全新創辦的學校，不存在行政利益集團，實施教授治校可以免卻諸多利益壓力，從一開始，便可以明確：不是教授成為行政的附庸，而是行政成為教授的附庸。不過，教授治校，并不意味著單個教授具有決定權，這主要在于教授治校其實是一種通過民主機制由教授參與管理的模式，體現的是教授之間的協商民主。因此，教授治校是一個集合概念。南方科大試行這種機制，對于當前高等教育改革來說，能不能克服高等教育之弊病，為社會提供更優秀更合適的人才，尚不能下斷語，但這樣的改革顯然是空谷足音，為時代所需要。

　　教育改革不能總沿著一條道路進行，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前提下，搞一塊“教授治校”的試驗田，多一個教育革故鼎新的選擇，或許也能如當年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改革一樣，從南方刮起新風。對于朱清時校長來說，這當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對于中國教育來說，何嘗不是一番激勵呢？ （南方日報評論員）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