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瘦肉湯，兩個雞翅，幾塊叉燒，若干青菜。沒有了平日豪華賓館的大餐，只有填飽肚子的“簡餐”，9月12日的《廣州日報》為政協委員會議的節儉和高效喝了一聲彩。

　　真正能把“美食文化”請下會議桌，真不是件容易事。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一張嘴”始終是行政管理的心頭病，也是老百姓的心頭恨。一年動輒千億的公款吃喝消耗，對于還不富裕的發展中國家不是個小數目。有政協委員感嘆，“以前開會都在白云國際會議中心，吃的都是‘大餐’，中午還能開房睡午覺。平常委員會議也會在附近酒店‘加餐’，一吃就是一個中午，既費時間又浪費錢。”

　　老子在《檢欲》中說中國文化是“為腹不為目”，為了肚皮，而缺少精神追求。這就難怪如此多的時間和金錢都被吃喝給吞噬了。然而，現在社會吃穿不愁，官員吃得太多太好太精致，反而引發一系列的文明病，從“三高”到肥胖，從浪費到腐敗，無不與放任吃喝的欲望有關，所以老子要中國人“檢討自己的欲望”。

　　說起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和新教倫理有關。韋伯最著名的觀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來源于清規戒律、克制欲望。過分地注意“吃”是一個不會“得救”的行為，填飽了肚皮就是為了替身體機器加燃料，以便花更多的時間在科學和工作方面，只有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才能接近上帝，而沉溺于吃喝享受只能自甘墮落。這就是為什么漢學家西蒙萊斯會說，中國人請來訪的西方人吃大餐，他們“不領情”反而會良心自責。

　　一百多年來，西方的科學技術我們學了不少，但是對吃喝文化的檢討上還是回避多于面對。

　　耽于吃喝對于政治無異于一劑慢性毒藥。開會時大吃大喝為何屢戒不止，原因是對于官場而言，吃喝只是形式，“拉關系”才是本質。開會之時，高朋滿座，用“美食”來籠絡“人心”，拉幫結派，“自己人”在官場越多當然越能吃得開。如此一來，一旦案發大多是腐敗窩案。可以說，腐敗官員都是從“聞香下馬”到“聞香落馬”。

　　西方人把克制欲望轉變為發展動力，我們更須明令“健康行政”，不可在大吃大喝里放棄責任，醉生夢死，傷身體更傷民心。（付瑞生）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