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像禁止在職官員經商一樣，嚴格規范和限制離職官員經商，才能從制度上防范權力可能的尋租行為

　　公職人員離職后經商牟取不當利益是個老問題，有關禁限令應時不斷推出。

　　最近一則消息稱，上海正在醞釀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公務員離職后從業行為的若干規定》。其核心內容即是：公務員退休或辭職后的一段時間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組織任職，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活動。

　　這一限令新規，既可以看作是結合老問題出現的新情況，對2004年中央出臺有關黨政領導干部辭職經商“三年兩不準”規定等的進一步落實，也可以看作是對從中央到地方構建禁限公職人員經商的制度體系的進一步豐富。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國禁限公職人員經商，從在職到離職，再到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所構建的制度體系，從黨紀到國法（如《公務員法》），再到地方實施細則，應當說針對的問題和對象非常明確，制度體系日趨完善。這體現的是一種對公權力的約束，在實踐中對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等腐敗行為起到相當的遏阻作用，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上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然而也應看到，公職人員經商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如果說，在職官員經商還有所顧忌，那么，離職官員經商，則已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

　　離職官員經商，容易涉足其原職權管轄范圍和相關業務工作領域。在職時的權力影響和人脈關系，常常幫助他們“近水樓臺先得月”。這勢必直接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對干部形象、政府部門公信力同樣帶來損害。

　　更嚴重的是，當離職經商成為“隱性腐敗”的一個重要途徑時，權力便會因此而尋租未來。一般來說，公職人員在職時會受到較嚴格的監督和制約，尋租當下的腐敗成本比較高。一些人為了攫取利益而逃避懲罰，在職握有公權力時，便對一些人和一些行業領域多有眷顧關照，圖的是離職后的回報。這即是為社會所詬病的“期權腐敗”。一旦“期權”在手，一些人便主動辭職下海，或待退休后加以“變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惟有像禁止在職官員經商一樣，嚴格規范和限制離職官員經商，才能從制度上防范權力可能的尋租行為。

　　值得重視的是，對離職經商的限制規定，不僅應強調剛性的“不得”、“不準”，更應避免在監督和懲處措施方面失之于“柔”和“軟”。“批評教育”、“退職、退股、退款”等固然能起到相當的警戒作用，但更應進一步提高干部離職經商的違法違規成本，從而令“期權腐敗”得不償失。 （陳家興）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