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靠自己女大學生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里，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為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為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 “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里，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里，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為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為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為消費對象的存在，并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

　　獨立是女權的前提。而獨立，又取決于經濟獨立。最初，女性只做家庭工作。但兩次世界大戰，男性被派往前線，社會需要女性出來工作。戰爭結束，男人回來，但那些習慣了社會工作的女性，已經不愿重回家庭，盡管與男性競職有明顯劣勢，但在一些適合女性的工作上，女性仍舊保住了職位，這樣，才有職業女性的出現和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

　　但女大學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為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為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于《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瘖y，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為“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為“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干的口水里。（王攀）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