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電視臺播出的大型文化紀事片《百花》，對新中國60年文藝發展史的主動梳理和深度對話，不免引起我的思考。

　　其一，“以史為鑒”應注重從我國文藝發展所經歷曲折和不懈探索中，總結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其實，建國初期蓬勃的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文化藝術領域煥發極大的創造力，并不是偶然。歷史的魅力在于鑒往知來，民族的偉大在于善于思考和把握這些規律。走過60年，我們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走過60年，我們更加明白“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八字方針分量之重。走過60年，我們應該珍惜今天這來之不易的創新、發展、繁榮的文化環境。

　　其二，當代文藝領域亟需強化“修史”意識。此“事”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當代文藝史正陷入類似的尷尬。之所以陷入尷尬，固然與“文革”十年的刻意破壞相關，“史的意識”淡薄之民族性格也難辭其咎。新中國成立60年，文藝發展波瀾壯闊，許多豐富的歷史資料有幸集納成檔，但是更多的歷史原貌和細節卻隨著人與事的消亡而消失，考證難度的增加，以致長期以來文藝界難以推出一本公認的當代史文本。《百花》主創輾轉新中國60年來文化發展重鎮，對近300名老中青三代文藝家的現狀、記憶和思考進行記錄，留存下一批豐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應該給文藝界以觸動和啟發：歷史在當下，也在手邊，只要我們勤快一點點，模糊的記憶就是鐫刻的事實，歷史就會清晰起來。

　　其三，“非遺”保護要化“意識”為“作為”。“非遺”保護要從身邊做起，而不僅僅把眼光盯在保護“名錄”上。這些年，諸如“京劇音配像工程”這樣專題性藝術搶救工程成效明顯，但是關于當代文藝史料的整體性搶救和保護并未提到自覺層面。《百花》采訪的一些藝術家，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活躍在中國文藝舞臺上，見證了共和國的歷史，他們的藝術成就和精神遺產亟需記錄、整理和傳承，他們已垂垂暮年，健康狀況令人擔憂。我們的“非遺”保護深及鄉土中國，但近在咫尺的文化老人更不應該視而不見。

　　一個民族的文藝史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史，如果一個民族對于自己的精神歷史無動于衷，那么這個民族也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修護歷史，莫讓歷史在我們的手里模糊和淡忘。（劉瓊）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