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4年出生在北平,1948年離開北平。直到1974年，我才第一次回國。“故園千里隔，休戚總相關。”無論在哪里，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命脈，祖國是支撐我的根。

　　1966年，我赴美國講學，先后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在那里我講授中國古典詩歌。我對于杜甫的《秋興》有特別的感情。“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每當我在海外講到這句，常常不知不覺就會熱淚盈眶。我自己也寫過一首詩，有兩句，“天涯常感少陵詩，北斗京華有夢思”。

　　1977年我第二次回國。到了杜甫曾游歷的長安，寫了《紀游絕句十二首》，其中一首“詩中見慣古長安，萬里來游鄂杜間。彌望川原似相識，千年國土錦江山。”那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用異邦語言講授中國的古典詩歌，畢竟有所隔膜，只能翻譯大意，詩詞的神韻、語言的微妙之處，都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我一直想回國講學。

　　1978年改革開放，我終于投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信。

　　那是溫哥華暮春的黃昏，家門前的樹林之上，落日熔金，倦鳥歸巢。我穿過樹林走到馬路那一邊的郵筒，馬路兩邊的櫻花樹，正飄舞著繽紛的落英。春光即將長逝，向晚的光景喚起了我對年華老去的傷感。當時我吟寫了兩首絕句：“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馀金。漸看飛鳥歸巢盡，誰與安排去住心。”“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跡可尋。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陰。”金色的余暉雖美，終將沉沒，似錦的繁華雖美，也終將飄零；而我想要回國教書的愿望究竟何日才能實現呢？

　　沒想到我的申請很快得到批準。1979年我第一次回國講學。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大專院校剛恢復招生，教師的收入也很低，南開大學的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幾十塊錢。但我愿意自費回來教學，包括往來機票等費用都是我自己承擔。我寫的一首詩可以表明我的心境：“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那一年，我曾先后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南京大學講課。

　　1991年，我在南開大學創辦“比較文學研究所”（后改名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1996年，我在海外募得蔡章閣先生所捐助的資金，修建了研究所辦公大樓，我還為研究所捐出10萬美元，設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活動基金。詩詞是文化傳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最真實的思想，最真切的情感表露，這種思想和情感比大道理更重要。我希望中國古典文化薪火相傳。

　　1999年國慶，我受邀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新中國成立50周年國慶宴會和慶祝大會。當時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們的國家經歷過很多災難，有今天的發展和地位真是非常不容易。抗戰時我正讀初中，每天聽到國土寸寸失落，那種心情是沒經過那個年代的人無法體會的。

　　10年過去了，如果今天讓我談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經過60年的發展，國內的物質已經比較富足，但貧富懸殊、城鄉差異等問題需要補足，精神家園的構建和凈化不能再被忽視。

　　曾經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家電視臺邀請他去做講座，并聲稱如果3分鐘還不能逗大家笑，講座就有問題了。這意味忽視傳遞精神力量，鼓勵惡俗地添油加醋。這方面媒體應該負起責任。（葉嘉瑩）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