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法院領導習慣了“內部文件”。更應警惕的是，這些“內部文件”還往往突破現行法律的規定，成為各地“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罰”的根源之一。

　　北京司機郭某駕車將一行人撞成重傷后及時打電話報警，并向警方如實供述了肇事行為。日前北京延慶縣法院認定郭某為自首，從輕判處其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北京青年報》9月8日）

　　這條消息，成為不久前浙江省高級法院出臺的一份內部規程的反證。浙江高院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見》規定: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

　　細心分析北京延慶法院的個案與浙江高院的《意見》就可看出，這兩者之間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從字面上理解，浙江高院的《意見》并不違法。因為刑法上所規定的“自首”，必須同時具備“在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接受審查和裁判”這三項行為。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包括了“自動投案”與“接受審查”這兩個要件，但并不意味著“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假如肇事者報警后作了虛假供述，并推諉塞責，這就不能認定為自首。而在延慶法院的個案中，郭某不但在肇事后及時報警，還向警方如實供述其肇事行為，依法應認定為自首。

　　不要以為上面的分析是在咬文嚼字，法律適用其實就是一個咬文嚼字的過程。中國是個成文法國家，法院裁判的依據就是事實和法律——就刑事司法而言，這里的法律，既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刑事法律，也包括“兩高”制定的刑事司法解釋，但絕不包括一個高級法院制定的內部文件。依司法裁判的原則和理念，浙江高院出臺的《意見》在法律適用上實則了無意義。一則浙江高院并無立法權，《意見》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二則刑法對自首的規定已經較為明確，只要是一名合格的法官，就應知道刑法關于“自首”的相關規定，也都應知道交通肇事者雖有報警行為，但卻不如實供述的，也不能認定為“自首”。

　　既如此，為何一些高級法院、中級法院甚至基層法院，都樂于出臺這《意見》，下發那《通知》呢？說起來無非是三個原因:

　　一是某些法院領導自視甚高，瞧不起一線法官們的司法專業能力。

　　二是一些法院領導習慣了“內部文件”。而偏偏這些“意見”、“通知”等內部文件有違法治的基本理念。如果文件是對現行法的細化和解釋，那么應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制定并發布。更應警惕的是，這些法院的“內部文件”還往往突破現行法律的規定，成為各地“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罰”的根源之一。由于內部文件的隨意性大，還常常令當事人無所適從。

　　三是也確實有少數法官司法專業能力低下，他們習慣了唯上不唯法，以致于患上了“內部規程依賴癥”。要是沒有這些《意見》或《通知》，濫竽充數的法官們就不會辦案了。一葉可知秋，一份《意見》和一宗個案也可窺見中國司法的現實生態。從司法職業化和精英化的趨勢來看，相信因司法大眾化而催生出的種種“內部文件”也將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王琳）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