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偉銘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引發很多爭議。這是很自然的事，從罪行來看，孫偉銘的確罪大惡極。可是孫偉銘畢竟不是故意殺人，判其死刑，從某種程度上，量刑也太重了。有的人甚至認為，孫偉銘改判無期徒刑，可能會引發更多的類似事件。

　　從生命的角度看，即便是判處孫偉銘死刑，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回來。但如何對孫偉銘進行量刑，則關系著警示效果，關系著是否能杜絕類似的事件發生？或者說，怎樣判刑才能警示后人？究竟是判死刑還是判無期徒刑？在我看來，這恰恰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的是對類似事件的量刑一定要全國統一。

　　孫偉銘該受到什么樣的法律懲罰？這是法律規定的。但下一個“孫偉銘”呢？是否會有另外的懲罰？還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嗎？是否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呢？

　　同樣的事件，依據的同一部法律，可結果卻不一樣，這是讓人看到的最實實在在的法律不公。9月7日，北京市延慶縣法院在審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對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依法予以從輕處罰。相反，浙江高院則認為“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

　　浙江交通肇事后，難道要到北京報警嗎？為何會出現南北完全不同的結果呢？這讓公眾如何相信法律的公正呢？不管是第幾個“孫偉銘”都受到同樣的懲罰，這才有警示意義。（前溪）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