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不斷曝光的各地保姆陪睡事件，上海市家庭服務業行業協會等正在草擬的全市性家政合同條款擬禁“保姆陪睡”。據悉 ，目前首份全市性家政合同已成型，合同最新征求意見稿分員工制和中介制兩種文本，兩種合同文本征求意見稿都明確：不得安排保姆與異性同齡人同居一室。（《新聞晨報》）

　　這樣公然出現禁止“保姆陪睡”的條款雖是出于一種道德和情感的指引，或許還是出于為保姆行業正名，是保護保姆行業的行為。但是，筆者認為此舉對正在掙扎的保姆行業更是雪上加霜，使得保姆行業的形象更是深受質疑，難免有此地無銀的嫌疑。

　　本來“保姆陪睡”事件或許只是行業內某些人的個人行為，此舉一出好像是說這樣的事件是整個行業的行為，以前有，從現在才開始禁止。保姆，一個從草根階層做起到行業地位的不斷升級，時代不斷賦予著保姆新的含義。這個行業的發展是時代的催生，也是社會某個群體生活的經濟來源，個別的“保姆陪睡”事件已經讓這些人有點艱難的前行，現在這樣的禁止反而更是讓行業形象不斷下滑。保姆行業萎靡，保姆生活不保，那么這個禁令的意義有何在呢？

　　再來看，像“不得安排保姆與異性同齡人同居一室”這樣的規定，聊聊數字更是滑稽可笑，漏洞百出。如果一方是殘疾或是別的更特殊的情況，同居一室是必須的選擇呢？同居一室就必然有陪睡的結果嗎？同齡的異性關系除了陪睡就沒別的了嗎？難道就因為幾件“保姆陪睡”事件就對整個行業如此沒有信心嗎？

　　另外，“保姆陪睡”的背后是一場可悲的演出。首先，保姆與雇主的經濟地位和權力地位的差別是不可否認的，而且差距還很大。于是，保姆的生存狀態就這樣被定格，他們能選擇的空間本來就很小，加之一些雇主道德良知泯滅，毫無理智，于是這些保姆就成為了犧牲品。其次，保姆的整體維權意識還處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如果發生這種被強制陪睡的情況也不會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加之中國人歷來的愛面子。所以，不了了之或者私了就成為了他們的選擇。還有，保姆行業的用工機制還很不完善，中介機構不會對雙方的任何一方負責，保姆就成為一種工具。

　　看到這些，筆者認為這所謂的禁止根本就是無從談起。對保姆來說，沒有實質性的幫助，其操作過程根本無法監督，雖是具有法律效應和合同又有多大意義呢？對雇主，某些雇主不會因一紙合同就改變了他們，他們有自己肆無忌憚的籌碼，合同之于他們的籌碼不早就灰飛煙滅了嗎？對社會，大眾不想看這樣的表面文章，對弱者的同情會是人們對保姆更加關注，這樣的禁令不會得到大眾的認可。

　　所以，我們要從“保姆陪睡”這場悲劇演出中得到啟發，我們要做更多有利于保姆行業發展的更加人性化和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提高保姆的維權意識勝過這樣的禁令，我們出臺提高保姆薪金的政策來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勝過給他們一紙空文的權利……我們可以原諒次禁令的滑稽，但這對保姆行業的負面影響卻要一個過程才能消除.呼吁全社會關注保姆群體，關愛每個人的幸福，讓悲劇的演出退場，讓幸福的界限不斷擴展。（孫維鋒）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