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各報紛紛轉發“國務院關于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制度”的新華社通稿。此事至少涉及國內5000萬戶家庭的切身利益，更涉及數量更廣的納稅人之稅負輕重，系近期一項重大的改革新舉。

事業“薪改”分三步走：明年元旦啟程于承擔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公辦小學和初中，全部事業編制內的教師將率先面對，并與已提前上路的“義教改革”相銜接；第二批次參與“薪改”的還包括疾病防控、婦幼保健、精神衛生、應急救治、采供血、衛生監督等專業承擔公共衛生服務的機構。鄉鎮衛生院、城市社區醫衛機構也有幸納入其中，不解決這部分事業人員的“口糧”，革除以藥養醫之痼疾等于是句空話，是為醫改配套；接下來“薪改”在后年邁開第三步，涵蓋所有事業單位全體事業人員。

凡改革涉及利益，其本質都繞不開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就政府而言，此項“薪改”的實質是重新厘定(清)事業“口糧”的供給渠道。已經明確的渠道和責任是，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基層醫衛的事業“口糧”由縣級財政保障，省級財政統籌，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及東部財力薄弱地區給予適當補助；其他事業單位的“口糧”則區分單位類型，分別由同級財政和事業單位自籌。就事業人員乃至全社會而言，尚未明確的是，所謂績效工資由哪幾部分組成及各塊所占比例，“薪改 ”后的收入是總體增長還是總體壓縮，“薪改”能否切實減輕納稅人負擔。

事業單位屬中國特色之典型產物，其在建國六十年間的持續膨脹與國家體制直接相關。收小議論口徑，則與承擔社會公益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長期未能發育長大有關聯。繼續收縮議論口徑，在壟斷國企相繼與地方脫鉤，諸多熱門機構歸口“條條”，進機關要擠公務員考試獨木橋之后，支配事業人力資源已成為各地掌權者替親朋好友謀職位的最后一方自由地，故此項改革在前30年間一直處于時斷時續、左右搖擺、走一步退半步的尷尬狀態。

事業單位之所以社會評價越來越低，甚至于弄成聲名狼藉，與一些事業人員只謀利不謀事脫不了干系(當然這并僅非人個之過)。不僅如此，一方面某些事業人員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另一方面則爭相扮演行政亂(濫)收費的幫兇，成為包括分配不公在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之一，鑒于緩解不和諧已成執政者之急務，“狹義事改”已屬不得不改，非改不可。而“薪改”恰系“狹義事改”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有“狹義事改”必有改革難度更大的“廣義事改”。打個形象比方，若把事業視作一條產業鏈，它理應由立法界定“事業”——依法設置事業單位——嚴肅定事、定崗、定編——明確“口糧”來源——杜絕事業創收——事業考核、監督、問責——事業人員退休養老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取消身份所造成的社會不公—— 逐步培育承擔社會公益的非政府機構取代事業單位等一連串環節組成。因此“廣義事改”當指整個事業鏈條的重塑和再造。

顯而易見，包括啟動“薪改”在內的“事改”，是先改易改的中間環節。若從立法界定“事業”的起始點改起，或從培育非政府機構的終端倒退著改起，必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是現實的國情不允許，未來可預計的時間段內也沒有操作空間，“事改”的推動者對此心知肚明。拿中間環節先開刀事倍功半，“事改”推進者同樣心里明白，屬不得已而為之。

本輪“狹義事改”就全國范圍啟程于2004年，算上先期試點，則可上推至1990年代末期，已經改掉的內容包括：砍掉部分事業單位，建筑等工程設計院所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律師事務所實施合伙人制；事業人員統一建立個人養老等“四金”賬戶。正在艱難推進的縮編包括出版社、少量雜志社和報社，以及文藝演出院團“事改企”等等。每走一步都得沖破有形無形的既得利益阻撓。

簡略梳理“事改”脈絡、闡述其復雜艱難，對即將啟程的事業“薪改”，既不能作習慣性否定，也不可作過高期待。欲突破囚徒困境——政府之決心(斷)社會各界當予肯定，同時亦要看到“事改”何時結束沒有時間表，作為國家與社會轉型的一個分支，“事改”只能繼續沿著崎嶇山道摸索前行，這符合中國改革的漸進性邏輯，快慢莫怨天尤人，怨也于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