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來，不少央企“負面新聞”纏身，引起了國資委的關注。日前，國資委副主任黃丹華表示，國資委將適時出臺有關文件，指導央企加強和改進新聞發布制度建設工作，包括設立新聞發言人以及相應的新聞發布機構，以引導輿論，為國企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9月1日《北京晨報》)

從這段話里，我們多少能窺見一點“央企將設新聞發言人”的背后玄機。新聞發言人或許確是被各類央企“負面新聞”倒逼而出的，但這不表明國資委或央企體悟到了，主動進行信息公開的重要性和緊迫感。而似乎只是打算在原有的不甚透明的信息幕布后，新推出一個新聞發言人而已。

而該發言人的工作就是，當媒體爆出央企丑聞后，立即展開“輿論引導”和正面宣傳工作，為央企涂脂抹粉，去污增白，盡量消除丑聞帶來的負面效應。而其實這個工作，公眾并不陌生。沒有專設新聞發言人之前，每每“出事”之后，也曾有大量的專業公關公司進行這一技術性的“滅火”工作———我們管這叫“辟謠”。那么，此次國資委準備專門發文隆重推出的新聞發言人，若僅為了引導輿論，為了“辟謠”而設，就不免讓人萬分遺憾了。

因為這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之舉。本來企業設新聞發言人，也應和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一樣，更多應致力于營造公開透明的信息環境，增進與公眾的交流溝通，達到良性互動，而非將“披露信息”的使命，替換為封鎖負面消息的“輿論引導”或事后滅火式的緊急辟謠。

不妨舉例說明。“躲貓貓”事件后，云南省曾籌建網絡發言人制度。旨在通過政府部門實名回帖，及時化解網絡輿情事件。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網絡發言人制度和央企發言人制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單純的網絡事件并不存在，許多網絡事件的肇因，就在于政府信息發布的遲滯缺位。如果不檢討公權運作的積弊，網絡發言人制度也只是為網絡引來一雙控制的大手。其新穎的形式，并不能保證公眾與公權之間高質量的溝通。若只是將現實中的打太極搬到網上，則這種空虛的形式感，只會耗盡公眾的信心。

化解網絡輿情需要求解現實問題，同理，央企的各種丑聞，也都是內傷，外敷未必能治本。不管是中化方興天價拿地、中石油的“團購門”，還是中石化的“吊燈門”、中海油等多家國企的“洋賄賂門”，事實上都并非公共輿論的非理性起哄。因為調查發現，很多此類新聞的“負面性”最終都指向了涉事企業自身。

這時，本不該簡單指責這些企業“宣傳意識不強，突發事件的新聞處置水平不高”。因為國資委鄭重其事推出的這個定調為“引導輿論”的央企新聞發言人，現實療效估計也不容高估。畢竟，這就像庸醫的“鋸箭療法”，即便截掉了體外的箭桿，箭頭上的毒素還是會在體內發作。

假如不將“丑聞”纏身的央企的內毒徹底祛除，不致力于推動央企信息公開，讓包括企業運營成本、利益構成，以及高管薪酬、員工福利等，成為公眾可方便查閱的信息，那么就很難讓涉事央企“自證清白”。你越是“引導”，輿論只會越反感，任憑一個新聞發言人舌燦蓮花，長期固化的央企的“負面形象”也難以輕易改觀。

所以說，不大力推進央企信息公開的現實進程，只期待一個發言人事后緊急辟謠，就能“引導輿論”，化腐朽為神奇，恐怕只能是黃粱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