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了《中國城市教育競爭力比較》，在其中的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教育競爭力的排名中，居首的是深圳，而武漢則位列倒數第4。此事引起的爭議很大，甚至有學者公開對這個排名提出了質疑，例如全國人大代表、華師博士生導師周洪宇教授，武漢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陳聞晉副教授。

武漢排名倒數第4，的確讓人驚異。但這個排名既然能夠出來，說明總有它的指標體系。這畢竟是一項科研成果，總不會是靠經驗給判斷出來的。那么，這個指標體系是什么呢？在這個排名中，一級指標是硬件投入、軟件投入、功能性產出、本體性產出，這一級指標可算框架性的。一級之下，還有三個層級的指標，逐層從屬，可算子項指標。

從決定意義的一級指標可以看出來，所謂“教育競爭力”，這個概念其實并不太合適，不如稱之為“教育產業競爭力”。從教育投入，到功能性產出和本體性產出，經濟意義尤為凸顯。純教育的價值被壓低，教育的產業要素被放大，而整個排名的價值導向則是經濟發展，并不是教育本身的發展。

一個城市當然需要盡快將教育成果予以轉化，同各行各業對接，最大程度實現教育的價值。但是，這種轉化似乎難以指標化衡量，尤其是以一個城市為單位進行指標化衡量。如果從經濟的意義著眼，從轉化成果的角度進行指標化衡量，其結果僅僅是突出了教育的產業要素，突出了其經濟功能——這不過是將教育當成一個產業來觀察和評價，而且是將城市視為一個單獨的教育產業主體進行觀察和評價。

即便是將教育視為一項產業，那么投入和產出也難以局限于一城一地。教育作為產業的回報，不可能只從一個城市中實現。誠如陳聞晉副教授所說，“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反而往往是依靠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其實，這里還存在一個城市的功能分工問題，即教育重鎮，未必是經濟重鎮。如果一個城市的教育發展與教育成果轉化還要自行完成，自成一個封閉的系統，那會是很可怕的。

從本地感情來說，我們自然不希望看到武漢排名靠后；從日常經驗和常規認識來說，我們也驚異于武漢排名如此靠后。但是，這種“希望”與“驚異”，意義并不大。甚至，看重如此排名根本就沒有意義。問題只在于，以中國社科院的學術級別，其科研成果對于國家、地方決策來說有著不可忽視的導向意義。而這種導向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也是需要公眾輿論審慎推敲的。教育的發展，對于民間來說有多元化的目標，而對于政府來說，其目標是明確的。一個地方政府，是看重教育的產業價值，還是教育事業本身，這關乎到每一個市民的利益。

最近中國社科院推出了不少排名，但經濟意義總是摻雜其中，譬如《中國生態文明地區差異研究》為城市做的“生態文明”的排名，仍然將生態當作一種經濟要素，仍然看重的是綠色生態對GDP的貢獻，價值與工具、目標與手段似乎已經倒置了。這種倒置，多少可見發展的概念尚未真正轉換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