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幾所中學圍繞今年高考“狀元”的宣傳戰中，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高考的裸分者與加分者排名問題。據浙江高考“狀元榜”顯示，文科第一名、第二名都是體育競賽獲獎者，高考成績被加20分；理科前三名中，位居第一的仍是一名加20分的考生。(8月31日《中國青年報》)

盡管有調查顯示，77.13%的人認為裸分狀元才是真狀元，但是，這無法阻擋浙江的四所高中爭相宣傳誕生新科狀元的步伐，可以說，由于“加分”政策的存在，導致社會輿論習慣的排名方式正在發生異化。

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面前，誰是真正的狀元？這個看起來異常清晰的問題正在變得模糊，也讓狀元的身份出現了不同區分：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被清華大學錄取的浙江省理科第一名考生唐聿稢的成績包含學科競賽獲獎的高考加20分。實際上，他的裸考成績為748分，低于臺州第一中學考生王寧川的 752分、杭州第二中學考生祁芮中臺的750分。如此以來，這樣的狀元可以說是“加分狀元”，而不是公眾和輿論眼中的狀元，正是這種差別，導致了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

在筆者看來，輿論力挺裸分狀元既是對當下加分政策異化的一種抗爭，也是對加分政策在說“不”。

從表面上看，高中圍繞狀元的爭議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但要看到，離開了加分政策，狀元的爭議將不復存在。如此以來，離開了對加分政策的理性化認識，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將會永遠延續下去。這是我們想看到的嗎？

首先，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呈現了一種公平困局，而這種困局恰恰是加分政策所導致的。我們知道，加分政策正淪為強勢階層強化自身特權和惡化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工具。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來說，近年來，“假少數民族”、“運動員批量制造”、“假三好學生”等現象的頻繁出現都說明了加分政策的淪陷。假如制度的公正性已經被扭曲，假如制度已經成了新的不公正的制造者，對加分政策難道不應該進行必要的省察嗎？

其次，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的背后隱藏著加分政策異化的可能。就筆者了解的情況，當下的加分政策已經成為不少中學在高考競爭中的籌碼，一些中學常常把加分政策的受益者鎖定為能沖擊“狀元”的學生，可以說，加分政策已經被變相利用。這樣的現象出現，可以說，已經背離了加分政策的初衷，更是對制度的扭曲。

筆者以為，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其產生的根源就在于加分政策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從本質上說，對加分政策的議論源自對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憂慮。必須認識到，教育資源作為公共領域的共享資源，在制度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其使用的不公平會強化社會發展中的居民的教育不平等狀況。教育資源分享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強制性制度安排的結果，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擔者大多是經濟和社會地位低下的弱勢群體。這才是公眾關注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的根本原因。

那么，正視“山寨”狀元背后的公平迷思和規則異化，才能觸擊問題的實質。(作者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