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啟動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重組行動，涉及國有、民營、私人煤炭企業超過2200家，礦井數由2598個壓縮到1000個，煤炭企業數量從2200家銳減至100家左右，企業規模原則上不得低于300萬噸。(8月27日中新網)

這場史無前例的煤企重組，意味著三晉大地上星羅棋布的小煤礦將遭受滅頂之災，“山西煤老板”這個語義復雜的稱呼或許就此成為歷史名詞。

但凡改革，都是一次對既得利益版圖的調整，但山西的煤企重組，似乎又不可以“利益”一言以蔽之。事實上，這也是一次重塑山西吏治生態的契機，因為小煤礦的成長史，某種意義上就是與地方政府、地方利益合而為一糾纏不清的歷史。

如今小煤礦消失，意味著地方政府的經濟損失，但自此也與小煤礦實現切割，其面臨的官場風險得以降低，所謂“晉官難做”或許不再重現。

我們愿意對山西煤企重組持樂觀態度，但“回歸國有化”的改革必須直面的問題是：為什么此前市場化的煤炭企業亂象叢生？為什么私營煤礦總保持非常態的面目？它們的見利忘義、漠視生命，難道是與生俱來的宿命？當然不是。美國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皮博迪能源公司就是私營而非國有的，那么，為什么他國的煤礦可以在私人手中一步步發展壯大，而山西眾多煤礦卻在私人的手中走向末路？山西煤企重組引申的探討價值，早已超越其自身。以更寬廣的視角考量，我們要思考的不只是煤老板的利欲，更重要的是如何清理規范市場環境以及改變監管機制的積貧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