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走，到川大‘蹭課’去！”這已成為很多成都人在工作之余的一種時尚和充電的方式。新學期即將開始，某網站開辟的“到川大聽講座”活動迄今已吸引上千人參與。對于這種“蹭課”現象，近七成的川大學子選擇了寬容和理解，也有學生和老師對高校的教學秩序和管理表示擔憂。（據8月26日《成都商報》）

　　“到川大蹭課去”，引起了我對“北大旁聽生”的追憶及向往。

　　“北大旁聽生”的興起，當從蔡元培先生那里尋找源頭。當年，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先生，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自此，北大便開始有了旁聽生，而旁聽風之甚更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典故中，北大旁聽風之甚，北大對旁聽生之尊重，及旁聽生們對學問之追崇，皆讓神往。正是得益于北大的旁聽傳統，毛澤東、沈從文、丁玲、瞿秋白、成舍我等一批人生命中有了北大的印跡，而北大顯然也因他們增色不少。今昔對照，“到川大蹭課去”，儼然有著北大旁聽生的印跡。正是在此意義上，讓人對七成川大學子的寬容而感動。

　　在學術精神重塑上，大學其實是第一責任人。當一個大學口口聲聲稱兼容并濟，但卻又排斥旁聽生時，其實傷及的是真正的學術精神。對于大學來說，給社會人員旁聽機會，這既體現了對求知者的尊重，更能通過這種尊重，引導自己的學生崇尚知識、追求真理。這一意義顯然比安全更為重要，而且，我們也應該相信，在校園安全和大學精神之間，是能夠找到共通點的。

　　希冀“北大旁聽生”能有更多現實版，希望“到川大蹭課去”不會成為孤本。（喬杉）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