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校長的時候，對行政化在學校內部的表現也一直有很負面的看法，高校變成官僚機構是不對的。”全國人大常委、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吳啟迪近日指出，在高校唱主角的應該是教師和學生，各部處是為他們服務的。但在高校中往往部處權力太大，對教師、學生不夠尊重，這要改。

　　“官本位”正在演化為一種大學內部的價值取向——拜官主義。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愈演愈烈的“官”“學”兩棲現象。過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學體制，吸引了一批批大學教師奔往仕途，使得校園生態出現了功利化、金錢化、官場化的濃厚氛圍，影響了大學作為知識傳授地和新思想發源地的屬性。

　　無獨有偶，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一次演講中，“炮轟”中國現行教育中存在三大“病癥”，其中包括“教育行政化使知識分子無心學問”。可以說，這些“炮轟”正指出了當前不少大學之所以存在種種問題的思想根源。

　　俗話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學術研究是一種積累，它最忌急功近利，竭澤而漁，它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能夠持之以恒，數十年如一日地刻苦研究的科學家。但是，“官本位”文化氛圍嚴重破壞了優秀學者形成的環境。我國目前的情況是，住房、工資、科研經費等資源要么與行政級別掛鉤，要么完全掌握在領導手中。教授不如處長，講師不如科長已成為業內許多人士的共識。由于社會價值目標的易位，使得許多優秀的學者一旦“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委以重任，推上領導崗位。結果，他們被大量的會議、人事等事務纏身，而用于科學實驗的時間大大減少。“學而優則仕”，使大量優秀學者的科研生涯提前結束。

　　此外，大學的官本位傾向也使得我國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大量的學術垃圾。從國外的歷史實踐看，大學里寬松的科研環境、讓思想自由奔馳的學術氛圍是科研創新的源泉。在這種“官本位”的體制下，大學的各級領導都把追求“政績”以求升遷作為最終目標，當然他們也追求學術的進步和科技的創新。但只是把他們看作追求政績的手段。由于目標的錯位，各級官員都通過不斷增加的數字來彰顯政績。

　　20世紀40年代擔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一代學術大師湯用彤先生曾說：“世界著名大學必須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如果一所大學精神腐化，學術上無長處，則實失其存在之價值。”其實，大學是從事心智活動的場所，是學術的殿堂，科學民主的文化精神應是大學文化永恒的不變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盡快采取措施讓學本位盡快回歸校園。畢竟，大學者，非有大“官”之謂也，而有大“學”、大“師”之謂也。（余濤）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