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誘惑偵查中，無辜的被害人事實上成為了警方偵破案件的助推器，為案件的偵破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犧牲，他們實際上擔當起了“不特定線人”的角色。對于無辜被害人的犧牲，執法機關理應予以關注和補償。

　　2001年的一天，在延慶縣開黑車的謝某被一個五人犯罪團伙搶劫并殺害。罪犯雖然早已被繩之以法，然而，謝某的家屬卻永遠無法接受的事實是，五名罪犯的犯罪誘因竟然是警方的線人主動聯系罪犯要求收購贓車。（8月17日《北京晚報》）

　　這是一個典型的“警察圈套”（或稱“誘惑偵查”）。現實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無被害人犯罪，如販毒、賣淫、賭博、高利貸、銷贓等。此類犯罪中，由于缺少被害人這個最主要的信息來源，執法機關往往很難發現犯罪。為了有效打擊無被害人犯罪和其他一些重大犯罪，“警察圈套”應運而生。世界各國都普遍允許采用誘惑偵查方式來對無被害人犯罪進行偵查。

　　當然，誘惑偵查的弊端也是明顯的。誘惑偵查很容易超過必要限度，進而引發國家權力的濫用和對人權的侵犯，并威脅刑事司法程序的正當性。因此，在允許采用誘惑偵查手段的國家，誘惑偵查的方式、范圍、條件都是受到嚴格限制的。這些限制包括：僅適用于無被害人犯罪及重大犯罪；僅適用于正在犯罪或者有犯罪傾向的人；不能誘使罪犯產生犯意；嚴格遵循法定程序等。

　　通常情況下，誘惑偵查手段引起的爭議主要是兩點。一是誘惑偵查得來的證據可否被法庭采信，二是被誘惑實施犯罪的人是否應當免罪或者減刑。但在謝某案中，我們驚訝地發現，爭論的焦點既不是定案的證據，也不是罪犯的刑罰，而是誰應當對無辜的被害人謝某負責。

　　筆者認為，從相關報道的情況看，警方的誘惑偵查行為并無不當。第一，銷贓類犯罪是無被害人犯罪的一種，在此類犯罪中應用誘惑偵查手段是合理的。第二，警方從線人處得知罪犯有現車待售，并不了解罪犯手中無車的情況。第三，警方采用線人誘惑的目的是“抓現行”，進而順藤摸瓜調查贓車的來歷，其動機亦無可譴責。第四，主犯池某在并沒有贓車的情況下對外放風稱其有車可售，使警方陷入誤判，促成了警方誘惑偵查手段的使用。第五，在面臨誘惑時，五名罪犯當即決定殺人越貨，可見其主觀惡性極大，犯罪動機形成已久。即使警方不實施誘惑偵查，五名罪犯在面臨其他誘惑時也有很大機率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誘惑偵查中，無辜的被害人事實上成為了警方偵破案件的助推器，為案件的偵破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犧牲。他們實際上擔當起了“不特定線人”的角色，成為了打擊犯罪一線的“無辜英雄”。對于無辜被害人的犧牲，執法機關理應予以關注和補償。這種補償不僅僅是基于人情道義的援助，更是國家對公民所負責任的體現。

　　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謝某的死亡不在國家賠償的范圍之內。他們為打擊犯罪做出了貢獻，為社會安寧做出了犧牲，卻得不到政府和社會的任何回報，這不能不是個悲劇。這提醒我們，在完善相關立法時，有必要將潛在的無辜被害人問題納入視野。（新京報 宗源）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