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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白云區警方開始對重點娛樂場所從業人員進行“五提取”監管機制，即提取照片、身份信息、指紋、DNA和筆跡，方允許持證上崗。(8月13日《羊城晚報》)

白云警方為娛樂場所工作人員提取DNA。

　　廣州市白云區警方“五提取”新做法引起了爭議，某門戶網站發起了“你是否贊成提取娛樂場所從業人員DNA？”的調查，從即時的調查結果來看，正方略占優勢，但辯論仍然激烈，各有各的道理。

　　贊成一方認為：采集指紋及DNA不但有利于刑偵，也對個人有益。每個人不僅要有一張身份證，也應有“基因身份證”，這樣在確認遇難者、不明死者身份，尋找失散親人等領域，就會便捷高效得多。反對一方則針鋒相對：指紋及DNA本身屬于個人隱私。隱私被記錄在案，對于個人顯然是一個隱患，不能隨意以公眾利益之名侵犯個人隱私。而且提取DNA會給娛樂從業者造成心理壓力，是行業歧視。

　　從雙方爭論的焦點來看，警方的新做法事關公益與隱私、平等與歧視，已經被提升到了利益與價值的雙重平臺進行較量。可以說，這是現代社會任何公共管理措施都必須面臨的問題，任何公共管理措施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都必須要個人讓渡一些個人的權利以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利益的目標實現也應該以促進與保障個人利益為旨歸。簡而言之，公益與私利以及依附在此基礎上的價值判斷既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因此，如何平衡協調不同利益體、價值觀的對立與沖突，如何在爭議中覓得妥協、取得共識，本身也是公共管理的技巧與必要過程，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公共政策、措施能被大多數人理解與接受，才能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減少阻力，贏得支持配合。

　　由此看來，廣州市白云區警方“五提取”的新做法引起了爭議實在是正常與必然的事情。實際上，在警方采取行動之前，就可以通過一些可能的渠道，將新做法公之于眾，讓公眾議論，然后吸取中肯的建議，修正一些具體做法，就會更加妥當，也能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社會爭論。

　　比如，從網站的調查結果來看，對警方新做法持贊同意見的還是占了多數，“基因身份證”的好處人人看得見，盡管反對方認為警方的新做法是職業與身份歧視，贊成者倒可能認為警方“偏愛”娛樂行業從業人員，讓他們優先了一回；而反對的一方的理由更多是一些事實判斷之外的價值判斷，諸如對個人隱私能否得到保證的擔憂以及只對特定人群施用新做法的歧視性心理暗示的不滿，本質上是對警方新做法缺乏信任。這些公共疑慮，警方有責任事先解釋，向公眾闡明新做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

　　遺憾的是，警方并沒有履行這樣的程序，不僅引發了社會公眾大范圍議論，還可能沒有給完善新做法的正當與合法性留下機會。明顯的是，公安部2007年印發的《公安機關指紋信息工作規定》第二條上寫明“本規定所指的指紋信息包括：捺印的十指指紋(含指節紋、掌紋)及相關人員的信息；現場提取的指紋、指節紋、掌紋痕跡及相關案(事)件的信息。”———并沒有將“D N A”也納入采集范圍；而發放《娛樂服務場所從業資格證》持證上崗的做法，則涉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五條第二款中“地方性法規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應當由國家統一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資格、資質的行政許可；不得設定企業或者其他組織的設立登記及其前置性行政許可。”的相關規定相抵觸。

　　因此，廣州警方新做法即使出發點是好的，但也因為沒有充分地放到公共層面予以討論協商，就不必要地引起了公眾的疑慮和議論，也可能讓新做法留下了法律瑕疵，即便有工作實效，也不具備推廣價值。公共管理，斯可為鑒。（趙強）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