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將以死刑案件為切入點，出臺《死刑案件審查、運用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完善證據制度，預防刑事錯案”研討會近日舉行，與會的最高檢公訴廳官員透露，在中央嚴控死刑的大背景下，這一文件將首次規范死刑案件的證據審查運用標準，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將不被采納。（8月10日《央視網》）

　　這則新聞恐怕讓所有對法律較為陌生之人（包括筆者）都大吃一驚，因為現在才有人來說“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將不被采納”，其言論的背后無不是“在此刻的以前，刑訊逼供所獲得證據是可以被采納的”。于是，筆者很容易就想起了前幾天的一則報道：1996年，呼和浩特第一毛紡廠一廁所內一名女子被奸殺。同年6月，呼格吉勒圖被作為兇手并被執行了死刑。9年后的2005年，在內蒙古境內接連作案21起，身負10條人命的趙志紅落網。趙供述稱，9年前的奸殺案系他所為。然而，又是4年過去了，這起冤案卻遲遲未得到昭雪（8月5日《四川在線》）。

　　也許有人要問，呼格吉勒圖是如何被誤殺的？其實我們不難推測出背后肯定存在刑訊逼供。試問，法院不可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判人死刑，那么證據從何而來？呼格吉勒圖并沒有神經病，不可能自愿性地將自己送上“斷頭臺”，而警方沒有證據案件就無法破解，一些壓力隨之而來，因而證據的唯一出處就是刑訊逼供。

　　我們從一些電視劇情也可領略到，幾千年來，從封建社會開始，“屈打成招”就是很不對的，元朝關漢卿的作品《竇娥冤》里的竇娥就是因屈打成招而收監聽候發落，最終被錯殺之。而當今呼和浩特的這個冤案卻還在旁敲側擊地告訴我們“一直以來，刑訊逼供所獲得證據是可以被采納的”——我國社會法制的軌道延伸至今才提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將不被采納”，這實在是一種悲哀。這種對“嘴硬者”采取“非打而不能招”的辦案方式，讓筆者不得不懷疑一些法律工作者存在著制法態度的慵懶、法治精神的缺失和辦案能力的不足。

　　特別地，令人如鯁在喉的還有此次“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將不被采納”的對象居然只是死刑案件，其言下之意是非死刑案件的刑訊逼供所獲證據依然可能被盲目地采用，這種試圖救“死竇娥”而默許“生竇娥”存在的法律精神實在值得懷疑。

　　誠然，案件久久不破，堆積成山，對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是一種打擊，但靠“刑逼”定刑責的做法也是對其權威和公信力的一種毀滅。筆者希望“規范死刑案件的證據審查運用標準，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將不被采納”的表述方式早日改為“凡是涉嫌刑訊逼供所獲證據，一律不被采納”，并將其落到實處。（鄧子慶）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