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北京朝陽法院審理了滿文軍妻子李俐容留吸毒案。當李否認吸食過K粉時，檢方宣讀了“未到庭的證人”滿文軍的證言，其明確指認：聚會是妻子組織的，他到場后，親眼看到妻子和其他兩個人一起在吸食K粉。李俐帶著哭腔說道：“滿文軍說的不是事實。”最終李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處徒刑1年。(8月3日《法制晚報》)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可以肯定，一紙揭發證言，徹底破壞了滿文軍夫婦的感情。怎么看待這種親人間的揭發呢？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按這一規定，包括夫妻、父子這樣最親的人之間，也都有著互相揭發的法定義務，所謂“法不容情”。

但是中國傳統主張“親親相為隱”，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就是傳統中國的正義觀。一般來說，卑親屬為尊親隱(子為父隱，妻為夫隱)，是無條件的；相反，則是有法律限制的。比如漢宣帝時規定：子首匿父母，無罪；父母匿子，一般也是無罪，只有觸犯死罪，才“上請廷尉以聞”，由皇帝親自裁決。“親親相為隱”一直被作為封建意識，受到政治上的否定。

其實，“親親相為隱”倒不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特產，比如，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1994年《德國刑事訴訟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均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即使自愿作證也有權不宣誓擔保證詞無偽。并且德國和意大利還規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損于證人親屬名譽的事實發問，還應告知其有權拒絕作證，并且不得強迫、恐嚇其作證。1937年，當時的中國《民事訴訟法》第307條，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規定，這是中國倫理傳統與西方法治邏輯自洽的結合。

不僅資本主義國家如此，社會主義法系也有類似制度，比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前波蘭、前保加利亞的法律均規定：為幫助近親屬而實施包庇藏匿罪犯、知犯不舉、偽證或者湮滅證據、代替受刑、隱匿贓物等行為均不處罰或者減輕處罰。而我國則沒有類似的規定。

一方面，親人之間法定的揭發義務，的確大大提高了破案率，幫助國家司法機關實現正義，高效打擊犯罪；另一方面，這種正義是有代價的，它破壞了人類社會最起碼的親情，使當事人陷入了倫理悲劇當中，這種對于社會的傷害，不應在“法不容情”的冰冷口號之下被忽略。

揭發，還是不揭發，法律不是唯一的標準，還得考慮人道、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