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這個帶有點“民族主義”色彩的詞匯，始行于清末民初。說來可笑，它卻“是外來語，并非國產”貨(曹聚仁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開篇就說到這一點)。它來自日本，江戶時期日本學者將受清樸學影響發展起來的日本文獻研究稱之為“國學”。明治維新后，西學在日本走紅的同時，這種學問再度興起，與西學爭輝，引起中國留學生和學人的關注。

　　流亡日本的梁啟超辦了《國學報》，章太炎在日本時也以傳播國學為己任，開辦“國學講習會”，魯迅、錢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們從魯迅文章中還可以感覺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評騭史事時受老師影響的痕跡。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蘇州創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開壇授課，廣收弟子，培養許多國學研究的人才。他的《國故論衡》很有影響，太炎先生被尊為“國學大師”是當之無愧的。

　　章太炎主張的“國學”是其所主張“排滿”革命的一部分，他強調用“國粹來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所說的“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經學上屬于“古文學派”，主張“六經皆史說”。他的“國學”是告訴國人當以自己的歷史為自豪。與其對立的今文學派則是把孔子視為“素王”(沒有王位的圣王)，把經學看作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政治學。章太炎在《癸卯獄中自記》中指出“國學不振”有三個原因，除了“新學”(即西學)外，還有“常州學派”(清代中葉復活的“今文學派”)和康有為的把“今文學派”推到極端的“公羊說”。所以我以為太炎的國學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國人的愛國熱忱。而康有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學”中“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說”和根據《禮記·禮運》篇中對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記憶而設計了中國改革方案，要把兩千多年前的社會文明搬入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來，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與康有為論戰，不僅是革命與改良之爭，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問題。

　　清亡之后，這兩種“政治國學”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雖然仍是著作講學不輟，這些活動主要是學術的。康有為雖然屢有“尊孔”、“讀經”的呼吁，但調門很大、回響極小，常常淪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啟超先生早已隨著時代前進了，與乃師分道揚鑣了。

　　民國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體，各種新異的思潮涌入。而統治者認為“治理中國之永久之政策，舍專制必無適宜之政體”(《尚賢堂紀事》第六期)，這雖是美國人李佳白的話，卻頗合乎當時統治者的口味，說出了他們的心里話。這些死把住權力不放的統治者面對許多新說，但還是覺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魯迅小說《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爾礎就是此類，他們或明或暗地向當局貢獻條陳，于是《論中華國民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恭擬全國人民合詞吁請貴大總統特頒明令專重圣經崇祀孟母以挽頹風而存國粹文》一類的東西出籠了，令人啼笑皆非。雖然這些幫閑在魯迅的筆下有點漫畫化，但是像現實中遺老孫雄(師鄭)寫《讀經救國論》，康圣人為“辮帥”張勛草擬治國方案，以及章士釗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與這些人相去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