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案的重判凸顯出現有法律對醉駕量刑上的混亂，有必要對現行的醉駕相關法律加以完善，對醉駕行為加重處罰，讓“醉駕罪”適應性更強。

23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發生在去年底的孫偉銘無證駕駛且醉酒駕車造成四死一重傷案進行了公開宣判。法院一審認定孫偉銘的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故依法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據了解，因交通肇事而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在全國尚屬首例。

一起惡性交通事故，肇事者被法院判處死刑，在意料之外，同時也引起了刑法界的爭議——醉駕到底該不該判死。在孫案中，判決依據已不再是交通肇事罪，而是“以其他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來量刑，把孫偉銘判死，從法理上來說，也說得過去。

從司法實踐上看，鑒于惡性交通肇事案的不斷發生，將危害公共安全罪引入到量刑中，已有先例。比如今年5月，沈陽人吳凱因酒后駕駛造成3死2傷，被認定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7年；7月16日，河南鄭州中原區執法局法制科原科長酒后駕車連撞11人致2死4重傷，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據悉，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機張明寶亦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準逮捕。因而，孫偉銘的判死對今后的類似判決起著怎樣的示范作用，不妨拭目以待。

孫偉銘因為醉駕而被判死，說有著標本意義也好，說是法律為弱勢者撐腰也罷，作為全國首例，在法律警示之外，必然有著其一定的社會意義。特別是在汽車已普遍走入家庭之際，醉駕肇事已是越來越多，如何從根本上減少醉駕的發生，保護公眾的生命安全，在孫案的重判背后，也凸顯出現有法律對醉駕量刑上的混亂。

醉酒駕車為《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但現實中這種現象司空見慣。而由于缺乏相應的“醉駕罪”，在處罰上則表現得畸輕畸重。有的醉酒駕車只以輕微違法相究，像深圳針對醉酒駕車者實行細化的統一裁量標準，配合執法的處3日行政拘留，拒絕執法的分別處5日、10日甚至15日的行政拘留，暴力抗法的將被累計處20日行政拘留，態度決定著處罰輕重；南京最近出臺規定，對醉駕出車禍者將吊銷其駕照，且終身禁駕。即便判處醉駕有罪，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罪行也是輕重不等，孫偉銘被判死，同樣是醉駕殺人的吳凱被判7年，湖北荊門掇刀區交通局原副局長周華酒后駕車撞死一人后逃逸，卻只被判3年……

對醉駕殺人量刑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裁量標準不統一，導致了判決的五花八門。這不能不說是現行法律的缺憾。寄望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來彌補這個缺憾，恐怕并不是良方，因為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樣彈性過大。

因而，有必要對現行的醉駕相關法律加以完善，對醉駕行為加重處罰，讓“醉駕罪”適應性更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成都兩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修改《刑法》，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并非毫無道理。美國對造成生命傷害的酒后駕駛員可以二級謀殺罪起訴，我們也該對醉駕殺人有相應的“醉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