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案發被羈押至今，梁麗已經在看守所了度過了7個月。這個因為在深圳寶安機場“撿”了價值300萬元金飾的清潔女工，最終將面臨怎樣的刑罰，如今依然成謎。新聞晨報記者采訪獲悉，在7月14日案件審查到期之日的前一天，梁麗案又被檢察機關要求二次退查，交還給當地公安機關。

在同為影響性訴訟的鄧玉嬌案中，5月10日案發，5月27日，巴東警方決定對鄧玉嬌變更強制措施為監視居住。之所以不再羈押鄧，警方的理由在于：鄧玉嬌具有自動投案情節，對其采取變更強制措施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而在當時，警方刑拘鄧玉嬌的案由乃是“故意殺人罪”！

事實證明，在鄧玉嬌受審之前為其變更強制措施，保護了鄧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沒有發生社會危險性。遺憾的是，梁麗并沒有鄧玉嬌的幸運。這位看起來并無逃跑意向、對社會也構不成危險的女清潔工，卻失去了人身自由7個月之久。

梁麗與鄧玉嬌在審前羈押上的不同遭遇，源于取保候審在今天的刑事司法制度上，仍然被作為公安司法機關的一項權力而存在。誰該羈押，誰該取保，全在公安司法機關對“不致產生社會危險性”的解釋——最常見的解釋，也是最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的解釋就是，凡是犯罪嫌疑人均有社會危險性，因此，都要羈押。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取保候審的現狀：羈押是常態，取保是非常態。羈押在刑事偵查中幾乎成了一個慣例，對于絕大多數嫌疑人而言，羈押是道必經的程序，這一訴訟中的強制措施由此也有了向一種懲罰措施演變的趨勢。

以世界范圍內刑事訴訟現代化的經驗來看，合理的保釋制度已被證實是平衡羈押弊端的有效利器，并進而成為公認的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之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3款明文規定：“等待審判的人們被拘禁不應該是一般的規則，但是釋放應保障能出席審判……”。聯合國《保護羈押或監禁人的原則》第39條亦指出，“除在由法律規定的特殊案件中，由司法或其他機關由于司法利益而決定，被告人有權被釋放等待審判。”中國已于1999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保釋作為一般規則在刑事訴訟制度中的確立，已不僅僅是中國踐行人權保障的急切需要，更將是履行條約義務，遵守國際刑事司法最低準則的要求。

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取保候審與保釋制度的實質區別在于，取保侯審同拘留、逮捕、拘傳和監視居住一樣，是一種刑事訴訟強制措施，亦即取保侯審首先是作為一種國家權力而存在的，這從根本上有別于作為公民權利的保釋。取保的適用是羈押的例外，而保釋卻是一般原則，除非有諸如涉嫌謀殺等重大刑事犯罪等法定的理由，法官方可拒絕保釋。

當羈押更多地被當作懲罰措施和偵查手段來運用，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嫌疑人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找不到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的有效途徑，或許我們應該考慮的，就應先著眼于制度的改良。畢竟，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并不是每一個嫌疑人都是鄧玉嬌，絕大多數嫌疑人都像梁麗一樣，忍受著羈押之苦而無力抗爭。(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