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套用一句話，低學歷不是農民工的錯，但如果拒絕低學歷的農民工進入珠三角，可能就是珠三角地區的錯了。因為，在近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參事決策咨詢會上，省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提高珠三角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7月15日《南方都市報》)

好在，這只是一個建議。很難想象，如果在幾十年前，珠三角地區的地域經濟剛起步的時候，拒絕天南海北的農民工進入廣東，現在的珠三角地區將會是什么模樣。當然，這樣的假設已經不成立，而且，用純粹的“知恩圖報”的道德感化力量說事，也并不符合經濟社會的話語模式。

不由得想起幾年前的一個議題：“人口準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惟英。她的設想是：抬高外地人進京的門檻，先分開“準許哪些人進來，不允許哪些人進來或者說限制哪些人進來”，然后再在政策法規上區別對待。參事曾添貴的建議，大概可以算這個“人口準入制度”的“實施細則”。或許兩者的提出背景不太相同，但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們認為必要的地區，高高掛上“低素質勞動力免入”的牌子。

低學歷和低素質之間是不是有必然的聯系，這個顯然已無需論證。但兩位學者的心態卻值得探究。的確，高素質的就業群體，對廣東“促進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保持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的“三促一保”政策，不無裨益。但這位廣聞博識的學者顯然忘記了，經濟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說到底，它也是民生問題。經濟發展，民眾受益；經濟萎靡，民眾受困。當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好甚至趨于復雜，最后總是會演變為社會問題，抑或叫做政治議題。

就業歧視和二元戶籍困境夾擊下的農民工的生活境況，非親歷者幾乎無法想象。但正是這些任勞任怨的、絕大多數屬于所謂“低素質”的勞動力，創造了并正創造著珠三角的經濟奇跡。同時，也給他們遠在千里之外的家鄉帶去了“打工經濟”的較繁榮景象。如果這些本就處于社會最底層的經濟力量被告“免入”，不知對不時鬧“民工荒”的珠三角地區的影響大不大，但對幾乎以“打工經濟”為支撐的地區，肯定無異于一次經濟地震。世界已然是平的，更何況全國一盤棋呢？其中利害，恐怕不需要太多的解說。

這種以犧牲群體利益來發展經濟的思維是可怕的，發展經濟，不應該是制造民眾大面積呻吟的理由。而且這種動不動就借用權力說話的方式，不但延續了對弱勢者的習慣性傷害，還有將此習慣政策化的可能。在這些明顯已經陳舊的思維面前：民眾仿佛依然“只可使由之”，低素質者，作出犧牲是正常的。“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輕巧巧的幾個字上面，卻不知蘊藉著多少汗水和淚水！況且，這已和“三促一保”政策里的“保持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有違了。

產業升級是條脫困和發展的好思路，為產業升級打造良好的環境也是政府責任的本義。但如此負面效應極大的“低素質勞動力免入”政策，很有不加思索的武斷作風意味，既傷人，且傷己。還不如拿出點“反哺”的精神，投入人力物力，將低素質勞動力的素質提高，從根本上解決低素質勞動力對經濟長足發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