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以98歲的高齡仙逝，悼念如潮。我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記者和編輯，因工作之便，和季老打過幾次交道。他對我這等平凡的后輩，十分平和慈愛。在如今這個“國學大師”滿天飛的時代，我實在沒有心思再給老人家加幾頂高帽子。這里只談談三點隨感。

第一，季老的學問非常冷辟專門，自不是我等門外人可以問的。我也從來不試圖向他請教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在如此專門的領域請教，是需要資格的)。而在專業之外，他就是個有豐富閱歷的平常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做派。上世紀80年代我因為在上海、北京的報刊上開了題為“對話錄”的學術文化采訪專欄，走訪了京城眾多學者。從季老這一代，一直到中年的新秀，見了這么多人，感覺最像老農民的就是季老。這也是他可愛的地方。他講話非常直來直去，從來不擺“智者”的架子。比如我問他對印度的看法，他隨口回答：“我們當年訪問印度，印度人總是說‘中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人家把我們當榜樣，我們應該搞得更好！”“從尼赫魯起，印度精英階層的區域霸權心態很強。”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觀點非常明確，不繞圈子。至于他后來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日后世界的運道該從西方輪到中國等等，我曾經提出不同看法。不過，這話體現了他那一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有著他那種農民式的質樸和坦率。在我看來，對一個人最好的悼念不是“抬轎子”，而是還原其本色。

第二，季老如今被稱為“國學大師”、“東方學大師”等，高帽一籮筐。拋開這些媒體的炒作，更客觀的評價恐怕應是“一個學有所專的扎實學者”。不管他的學問多么冷辟、偏門，有這等學術素養的學者在當今確實很少。更重要的是，他在“東方學”的深厚學術根基，是在20幾歲“留德十年”時在哥廷根打下的，且師從西方人。大家現在大概都承認，季老留德的上世紀30年代，中國學術界的“國學”根底比現在強多了；而那時西方的東方研究，則遠不如現在發達。但是在那個時代，到西方去研究東方，即使對于季老這樣的精英而言也屬于理所當然。如今呢？西方的東方學(包括中國學)研究比70年前發達得多，中國人自己“國學”的根基則比季老那代人淺得多。但是，許多中國人對到西方研究中國文化卻嗤之以鼻，甚至把跟著西方人研究東方學看成是笑話。看來，成就季老的時代，比我們現在的心靈開放得多。要知道，當年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許多西方人非常虛心地向阿拉伯人學習古代希臘羅馬的學術，是西方人向東方學習西方。季老那一代，則是東方人向西方學習東方。如果沒有這樣的態度，在我們的學術界還怎么造就季老這樣的人呢？

第三，季老那代人中，到西方去學習的中國精英知識分子有很多。但是，到了生命的終點，能像季老這樣成為“大師”、“國寶”的，多是研究東方或者“國學”的。過去一個世紀，中國試圖跟上世界的步伐，其中的艱辛一言難盡。按說，中國更需要的是向世界學習。那些出去學習西方文化的人，回來后可貢獻的東西應該更多。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既沒有成“大師”，似乎也不是“國寶”，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們最后都干了什么。這恐怕也是我們的文化之失。

季老走了。我為他祈禱。同時也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位走向世界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