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爆料稱，安徽阜陽轄區內的一鎮政府辦公樓可謂富麗堂皇，其中書記室里的紅木家具便在百萬元以上。而置辦家具時該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置辦者則是該鎮原書記張家順，即“白宮書記”張治安的父親。張家順被稱為“潁上教父”，曾和張治安輪番擔任該鎮書記。（7月7日《廣州日報》）

　　鄰近鄉鎮一位來訪的領導告訴記者，每張椅子的價錢都不會低于5萬元

　　黨委辦公樓里“勤政愛民”四個大字

　　原來“白宮書記”背后還有一個“潁上教父”。盡管我們不知道，這其中有著怎樣的組織原則，其父子二人輪番擔任鎮書記又是如何實現的，但有一點再明顯不過，那就是張家父子在一個時期內先后壟斷了一個行政區劃的最高權力，當這種權力由父及子，又由子及父，也表明了一種以權力“世襲”為特征的代際傳遞關系。當權力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成為某種可以“繼承”的私有資產，其背后又有著一種怎樣的地方法治或權力生態？

　　由此，一條有關阜陽“白宮事件”的鏈條更為清晰：因為某種地方權力生態的存在，才使得由“潁上教父”而至“白宮書記”的權力代際傳遞成為可能。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權力者窮奢極欲建豪華辦公樓、豪華辦公室、坐“龍椅”，或為非作歹地違規占用耕地、行賄、受賄、索賄，也就成為可能。至于羅織罪名陷害舉報人，也就成為權力者為捍衛自身利益的必要之舉。

　　可能在很多人看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而鎮書記辦公室的家具便在百萬元以上，是一個沖擊力很強的比對。而這恰恰也是一種必然，那就是如果權力能夠“代際轉移”，那么必然加劇貧困的“代際轉移”，因為權力的代際轉移減少了窮人發展的機會。這個觀點，是早在2004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中所指出的。該書統計數據還表明，官員子女成為官員的機會，是非官員子女的2.1倍。

　　在今年1月6日，“白宮書記”張治安迫害舉報人事件被查處后，新華社曾經刊文追問：張治安為何能一手遮天？司法部門為何迎合“一把手”旨意知法犯法？張案已進入司法程序，而其經濟問題為何至今沒有調查結論？現在看來，由“白宮書記”牽出的“穎上教父”，牽出的權力代際傳遞及地方權力生態，或許正是一個答案。

　　“白宮事件”那位叫做李國福的舉報人，同樣以生命的代價表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公民以權利制約權力，無疑是對權力進行及時、有效、全面制約的機制之一，也表明，只有進一步保障并且完善公民權利，才可能最大程度遏制權力代際傳遞之弊。（新京報  楊耕身）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