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深圳市代市長王榮在深圳市就業工作會議上表示： “農民工”的第二代現已成年，他們在就業時會選擇留在深圳，因此，“農民工”的概念已發生變化，深圳“農民工”這個概念將會消失。(7月5日《廣州日報》)

“農民工”的政治身份還是“農民”，這在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下很難擺脫；他們卻不再種地，從事的是第二、第三產業的工作，雖然這常常是臨時性質、缺乏充分保障的。深圳這樣的城市中聚集了大批農民工，但他們僅是“候鳥”式的過客：從人身關系角度看，他們與城市不存在確定的關系(身份)；從文化角度看，城市難以讓他們產生情感上的歸屬感。農民工不得不來往于城市與農村之間，成為一個巨大的漂移的社會群體。

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工的子女漸漸長大，他們對自己與城市間關系的看法，已和父輩有很大的不同。農民工二代們很多在城市長大，認為自己是城里人，或者雖在原籍成長，但自小向往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的生活。他們從來沒有在農村種過地，也從來沒有想過回去種地。但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城鄉二元結構使他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城市社會的基本保障，抗風險能力極低。他們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職業期待也高，但競爭能力又遠不及同齡的城市青年。他們的民主和權利意識已經覺醒，這種平等要求往往是社會運動的重大誘因。第二代農民工的非農化，已是當前社會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盡管學界和媒體對此多有討論，但在政府官員中，據我了解，王榮還是第一個公開指出農民工二代將促成“農民工”概念消亡的。當然他首先關注的還是，農民工不回家了，“蓄水池”的體制發生變化了，這會給城市就業和勞動管理帶來什么影響，深圳有關部門要如何做好應對的準備。

但能夠看到這個問題、承認這一社會現狀需要重視，已經代表了官員的執政水平有了進步。相比較而言，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的普遍態度是：需要時認為是廉價勞動力，將戶口或者 “市民待遇”的資格作為激勵措施；不需要時認為是負擔，想的只是怎么設門檻或者怎么把他們送回去。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是很少對農民工有點感恩之心的。因此，才有某全國政協委員在談到農民工失業問題時理直氣壯地要求，“誰的孩子誰抱”，其他省份并無義務去幫助消化勞動力。

因此，我要為王榮的新“農民工”觀叫好，畢竟正視問題是解決的第一步。也希望接下來深圳這個受惠于農民工的發達地區，能從用工地政府的角度，對農民工非農化問題進行有益的探索。

在我看來，重要的是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為農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就是地方政府應為治下的全體公民，包括市民和農民工提供基本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應將執政觀念轉變為，沒有讓農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就是對農民工基本權益的侵害。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除養老保險等外，要格外重視失業保險，以幫助職業不穩定的農民工度過困難期。其次，在基礎教育上保證農民工二代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給他們提供通過念大學等途徑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以幫助他們實現社會地位的轉變和上升。其三，盡量提供免費或低學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幫助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民工二代掌握謀生技能。

當然，若對中國現實稍有了解，就知道王榮并沒有能力來徹底解決農民工的非農化問題。深圳農民工對這座城市的貢獻及為之帶來的“煩惱”，都與國家的城鄉二元體制有關。農業戶口決定了農民工的政治、經濟權利以及可獲得的社會保障和國家福利的多少，基本規則體系沒有改變，即使王榮能率先看到問題，也不能幫助他們徹底解決問題。因此，光是作為政府高官的王榮看到“農民工”概念將走向消亡還不夠，還需要其上級政府、中央政府能重視這一問題，早日做出制度性變革。

稍感遺憾的是，王榮對“農民工”概念的思考，還是從管理者的角度進行，并非以幫助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作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實際上，即使“農民工”的概念消失了，也不代表這個漂移的群體的消失。重要的是了解他們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訴求，切實保護他們的權益，使這個漂移的碎片能夠順利找到著陸點。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