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第一醫院醫生李某幾天前從病房的五樓跳到四樓的空調外掛機上，然后再跳到三樓的平臺……驚魂未定的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當時看到死者的家屬沖進來，我害怕極了，想到前幾天南平醫鬧可怕的場景，我無路可逃，只好從窗戶跳下去。”（7月2日《中國青年報》）

南平醫鬧事件余聲猶存，三明又現“醫鬧”圍攻醫生，醫生被迫跳樓自救新聞。“醫鬧”現象令人震驚。如果三明的醫生在“跳樓”中不幸出了意外，不知道我們又如何面對？

必須正視的是，醫鬧現象、方式與手段，正在不斷被復制和傳襲，呈增長趨勢。醫鬧似成被“寵壞”的孩子，幾可“為所欲為”而免受社會道德制約和法律制裁。

一些“鬧”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賠償，醫療過程本身和事實真相反被淡化。更值得擔憂的是，這似乎得到某些部門與部分民間輿論的默認，甚至是有意無意的縱容。

醫患糾紛中，打醫療糾紛官司需要大量的財力和精力，非一般患者所能承擔。醫療事故鑒定部門多是衛生系統的下屬機構，其公正度與公信力未必能獲得患方認可。有評論呼吁建立獨立的第三方醫療事故鑒定機構，顯然值得期待。但上述原因，不應成為醫鬧的理由與依據。

醫療糾紛中，一些醫院為保全聲譽、息事寧人，往往采取“花錢買平安”的做法。相關部門也因擔憂引發更大群體事件，而讓醫院滿足患方未必合理的要求。這導致醫療糾紛從一開始就未能納入正常的 “法制”軌道。“醫鬧”在醫院明確違反相關法律的行為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一些人事后被免予追究責罰，更助長了“醫鬧”的氣焰。顯然，醫鬧現象最近在南平市的表現，與當地政府和醫院處理不當有一定關系。

個別醫院和醫生的醫德確實讓人失望，但是我們畢竟需要醫生的服務。讓醫生生活在醫鬧的恐懼中，絕非我們的期望。首先，不能讓任何行業的人在恐懼中工作；其次，沒人愿意讓一個戰戰兢兢的人為他開方、取藥，更不會有人希望在手術臺上讓一個帶著恐懼的醫生在我們的身體和器官上動刀。

醫鬧固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醫院也有很多痼疾積弊需要改革。如果醫療行業得到群眾的普遍同情和尊敬，醫鬧是很難鬧得起來的。醫生是知識分子、技術人員，是為群眾服務的。這類行業的人員本身并沒掌握強有力的管理手段，一旦被認為失去職業的操守，沒有整個行業的操守作為底氣，沒有群眾發自內心的尊敬作為靠山，難免成為一些利益訴求覬覦的對象。對此，醫療行業和類似行業應進行足夠的反思。

但把 “看病難、看病貴”的所有罪責全部加在醫院和醫生頭上，并把這些不滿情緒作為支持 “醫鬧”的動力和理由，只會加劇醫患緊張關系，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醫院“暴力維權”屢屢發生并在民間得到某些同情，當然是醫療行業的恥辱，但無疑也是文明、法治的一種恥辱，政府、社會與媒體都應該為此深思與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