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廣網7月2日訊(作者 毛仲偉)國臺辦主任王毅不久前在美國與僑界座談時提出“兩個不存在”，其一是“兩岸關系的改善和發展不存在只談經濟不談政治的問題，而是需要把握輕重緩急和優先順序，重要的是適應兩岸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符合兩岸民眾的共同意愿”。此外，王毅還強調，“先 易后難、先經后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是已經被兩岸關系發展實踐證明的成功經驗，應繼續堅持下去；其中，“先易后難”是基本思路，包括今后對待和處理兩岸之間的復雜與敏感問題，也應遵循這一思路。確實，如何處理發展兩岸關系過程涉及政治性議題是非常復雜和敏感的問題，也是最終回避不了的問題。

首先，兩岸關系特殊性決定兩岸關系改善和發展過程中，經濟與政治問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很難完全分離的，這是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必須正視的現實。即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經濟與政治往往如影隨形，相互影響，這是兩岸關系的發展中特殊的規定性。這一點已被兩岸關系的歷史所證明。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由此促成其后“汪辜會談”，使兩岸關系發展出現了曙光。但隨后李登輝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倒退，并以“戒急用忍”對兩岸經貿關系發展進行阻撓，之后更將兩岸定位為 “特殊的國與國”大搞分裂活動，使兩岸關系遭到嚴重破壞。陳水扁執政八年，將兩岸定位為“一邊一國”，完全否認“九二共識”，推動“法理“臺獨”，兩岸關系幾近乎擦槍走火的險境。在兩岸這種政治對抗下，兩岸經濟關系也深受其所累，只能在非常不確定的狀態下如履薄冰地發展，臺商中膽小的不得不隨當局指揮棒 “南向”“北向”投資，結果不少人血本無歸，觀望等待的由此失去赴大陸投資發展的大好機會而扼腕慨嘆，膽大的雖幾經曲折投資大陸，但常被戴上“資共通敵”紅帽子而心驚膽戰。臺商投資大陸尚且如此，遑論陸資赴臺，實現雙向投資及經貿關系正常化，兩岸經濟關系深度和廣度受到影響制約，互利雙贏成果大打折扣。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執政后，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政治互信重新建立，以“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為指引，兩岸關系實現良性發展，諸多經濟議題由此得到順利解決。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證明，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問題無法分離。

其二，兩岸關系長遠發展、尤其是要建構穩定的和平發展關系無法回避政治問題，可長可久、持續穩定的兩岸關系，需要有政治保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兩岸關系發展歷經過低潮和風險，“臺獨”與反“臺獨”、分裂與反分裂的斗爭在李登輝執政后期和陳水扁執政階段成為兩岸政治層面斗爭的主線。2008年國民黨執政以來兩岸政治關系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出現了難得的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隨著兩岸直航形成兩岸“一日生活圈”、“陸客入島”形成兩岸民眾文化、生活交流日益密切與深化，共同抵御國際金融海嘯形成兩岸經濟關系進一步深化，兩岸共同求和平謀發展成為兩岸關系的主旋律。這一局面的發展和穩定，無疑有利進一步遏制島內“臺獨”勢力的發展空間，但是失去政權的民進黨和激進“臺獨”勢力仍然伺機制造事端破壞兩岸關系，包括對兩岸兩會商談的暴力干擾和阻撓，對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反對抗爭。由此可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包括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隱患和威脅依然客觀存在。要消除這些隱患和威脅，不僅要從改善島內政治環境、政治氛圍入手，更重要的還要從破解兩岸政治難題入手，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地積極創造條件解決兩岸政治問題，為兩岸關系長久持續的和平發展建構起政治保障機制，這是兩岸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兩岸民眾現實和長遠利益需要。

其三，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的“先經后政”與“先易后難”不是割裂的，而是辯證的。相比而言，兩岸關系現實發展過程中，經濟的議題應列為優先考慮地位，是現實中較為突出較為急迫需要解決的，也是相對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但這并不是說現實中就沒有政治性議題可以并需要解決。臺灣今年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就是一例，就是現實中碰觸到的政治性議題，這一問題的務實解決也預示隨著兩岸關系的發展、政治互信的進一步加強，未來進一步破解其他政治性難題，如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等也是很有可能的。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在經濟議題與政治議題的問題上，先與后、難與易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正如中國古人所說：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不僅是相對的，也是相關的，如果眼下已經面臨的政治議題不能解決或解決不好，以及影響兩岸關系長遠發展的深層政治議題不能解決或解決不好，無疑都將使兩岸各個領域的關系發展受到影響，甚至陷入困境。

總之，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先易后難”也好，“先經后政”也好，都不意味著兩岸關系發展可以“只談經濟不談政治”，可以將經濟與政治的關系相互割裂剝離。兩岸關系要全面、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政治議題無法回避。隨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局面的形成和深入，面對并逐步破解兩岸間的政治難題必然會成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需要而顯現出來。（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臺灣研究》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