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部門調查土地的價格一定會為掩蓋部門工作的失誤和為保護部門的特權利益而認為排除各種因素，壓低土地成本在房價中的比例。稅務部門也會以同樣的原因而降低稅收在房價中的比例。但計劃經濟的管理已讓政府無法擺脫依賴于政府的部門用行政命令和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進行統計與調查的路徑了。

　　為什么世界各國民選總統時，不是用官方的調查而是用民間的調查機構呢？為什么世界上有這么多的民間調查機構的資料會被各國的政府、研究機構或管理部門作為決策的參考呢？正在于市場與計劃之間的差別，市場信任的不是政府，計劃經濟體系則從來不相信民間。

　　因而當全國工商聯提出報告時，各級政府都表示的是懷疑，而不是信任。豈不知發布報告的人要用自己的聲譽和命運在為報告的真實性做擔保，而官方的機構卻從來不會由個人為此而承擔責任，就像中央電視臺的讀報人就并不為自己的諸多錯誤承擔過任何責任一樣。

　　一場轟轟烈烈的調查最終一定是一本無法公開的糊涂賬。本來市場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成本只是價格構成的一部分誘因。問題在于政府總希望房地產商們都當雷鋒，承擔替政府背著包袱的責任，在高地價成本時用低利潤或虧損來生產低價位的住房，而從來不考慮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創造財富的動力這一經濟的必然規律。也才因此有了一定要公布開發成本的夢想，一定要查查開發商是否是暴利。當實際的調查讓政府發現房價組成中的大頭流進了政府的腰包（包括現金地租、實物地租、各種稅費）時，政府當然不敢公布成本的構成，一定會讓這個調查成為無法公布的一筆爛賬而不了了之。上海市政府不救曾想做這種事情嗎，結果又如何呢？

　　我們并不在意政府從房價中拿走了大頭，但很在意政府拿走了大頭讓房價升高之后把責任和臟水潑到了開發企業的身上，并將一切罪名和社會責任與良心的指責扣在了市場中的投資者、經營者、建設者、財富與稅收的創造者身上。

　　也許政府從房價中拿走了大頭并非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為這些錢可能用于解決了那些買不起住房家庭的保障；改善了拆遷中的家庭的住房條件；提供了城市更優質的市政設施與服務；貼補了城市的公共開支與服務，讓城市的人民在支付高房價時分享了因房價中政府拿走了大頭而提供的服務等。為什么政府就不敢承認這些拿了大頭之后給城市帶來的好處呢？反而是政府不愿意承認房價升高的責任，不愿承認開發商獲取利潤的合法權利，不愿中國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仍想堅持計劃經濟的價格管理，仍想用看得見的手操控經濟的運行軌跡。

　　組成中的大頭流進了政府的腰包（包括現金地租、實物地租、各種稅費）時，政府當然不敢公布成本的構成，一定會讓這個調查成為無法公布的一筆爛賬而不了了之。上海市政府不救曾想做這種事情嗎，結果又如何呢？我們并不在意政府從房價中拿走了大頭，但很在意政府拿走了大頭讓房價升高之后把責任和臟水潑到了開發企業的身上，并將一切罪名和社會責任與良心的指責扣在了市場中的投資者、經營者、建設者、財富與稅收的創造者身上。也許政府從房價中拿走了大頭并非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為這些錢可能用于解決了那些買不起住房家庭的保障；改善了拆遷中的家庭的住房條件；提供了城市更優質的市政設施與服務；貼補了城市的公共開支與服務，讓城市的人民在支付高房價時分享了因房價中政府拿走了大頭而提供的服務等。

　　為什么政府就不敢承認這些拿了大頭之后給城市帶來的好處呢？反而是政府不愿意承認房價升高的責任，不愿承認開發商獲取利潤的合法權利，不愿中國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仍想堅持計劃經濟的價格管理，仍想用看得見的手操控經濟的運行軌跡。如果不許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那么中國必將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讓中國永遠無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如果要允許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須改變現有的政策，由市場競爭去決定價格，而非由成本決定價格。政府必須容忍市場競爭中有一定的失敗者，政府必須承擔起保障這些失敗者生存與生活的責任，而絕不是讓市場去承擔避免失敗者出現的責任。

　　如果不許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那么中國必將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讓中國永遠無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如果要允許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須改變現有的政策，由市場競爭去決定價格，而非由成本決定價格。政府必須容忍市場競爭中有一定的失敗者，政府必須承擔起保障這些失敗者生存與生活的責任，而絕不是讓市場去承擔避免失敗者出現的責任。（任志強）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