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精神病人應強制入院，哪些應該在家看護，這些都應有個國家級的標準了。否則，以精神病之名將老公或老婆送去強制治療，這樣的人倫悲劇就不會只是文學的創造。

近年來，精神病人制造的傷害案、殺人案乃至滅門案時有所見。由于精神病人在發病期間系無行為能力人，因此無須承擔刑事責任。警方也對這些特殊“嫌犯”毫無辦法，對受害的家庭而言，法律正義遠不能彌補近似天降橫禍的傷害。

上面是該收治的精神病人沒得到收治，現實中也有不該收治的正常人卻被收治的例子。媒體近期披露的兩例個案中，深圳女子鄒宜均，被與她有利益沖突的母親和哥哥送進了白云心理醫院。而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被與他有利益糾紛的妻子送進了廣州市腦科醫院。事后都證實，他們并非精神病人。

精神衛生領域中的這些亂象，經司法界、衛生界及公共傳媒的多方疾呼，雖然廣受關注也引起了一些職能部門的重視，但相應的制度推進依然步履維艱。這其中，最為人期待又耐人尋味的，莫過于《精神衛生法》的“難產”。從1985年起著手起草至今，24年過去了，僅有一份至少已經15次修改的草案。可就是這份“草案”，涉及的利益各方還在爭論不休。

據媒體報道，最新修改的《精神衛生法(征求意見稿)》已發出，《精神衛生法》最快有望在年內出臺，其中規定強制收治精神病人需要醫生復核，以免因診斷不當或其他目的導致正常人住進“瘋人院”。有法律人士言辭激烈地指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確認現行的做法。”

不管如何設立“復核程序”，都無法回避病人病情的最終決定權在醫生——而不是在病人自己這一現實。在專業領域由專家說了算，是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一大趨勢。一個人有沒有精神病，當然應該由精神病專家說了算。問題在于，誰是“精神病專家”又由誰來說了算？而且，有精神病也并不等于應強制送院。在精神病人這個龐大的群體中，應否入院治療總該有個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是否符合這個標準，又由誰來說了算？

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來自美國的一份資料顯示，近七成美國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精神問題，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需要經常去看心理醫生或精神病醫生。我不是專業人士，但不管是對心理醫生還是精神病醫生而言，他們的治療對象都能夠被稱為“病人”吧。顯然，大多數的“精神病人”是不需要被強制入院的。

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中國約有5%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礙，其中1600多萬人為精神病人。這大概不能作為中國人比美國人精神更健康的一個論據，可能是依據不同，也可能是標準不一，我們無須去探究。但數字本身卻說明我國對精神病的重視程度不夠。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先關注能否吃飽當然是人的第一訴求。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精神衛生問題理應得到國家重視。作為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應該積極籌備，并搭建利益博弈平臺，實行開門立法。哪些精神病人應該被強制入院以防止其危害社會或危害自己，哪些精神病人應該在家由其監護人小心看護以及哪些人只是個性偏執還算不上是精神病人，這些都應有個國家級的標準了。否則，以精神病之名將老公或老婆送去強制治療，讓其有口莫辯，加害人反以監護人的名義霸占家庭財產，這樣的人倫悲劇就不會只是文學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