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自殺的新聞通過互聯網迅速傳播開后，不但引起了全球的震驚，也讓網民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由于盧武鉉自殺極有可能與涉嫌貪污有關，幾乎所有的網友都一致地圍繞著“貪污與自殺”的話題，把盧武鉉選擇自殺與身邊眾多貪污官員作比較，既從正面對盧武鉉的個人品格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公眾對身邊貪官的無賴、無恥行徑，感到多么的無奈，希望通過盧武鉉“以死謝罪”能對貪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非常理解網友的希冀，可惜的是，可以肯定地說，盧武鉉自殺不可能對我們身邊的貪官起到多大的警示作用，更不可能貪官們也像盧武鉉一樣，敢于選擇“以死謝罪”的方式向人們坦白承認自己有貪污的罪行。正如一位網友所說：反觀我國的一些貪腐分子，壞官惡官，有的即便墮落成一名地地道道的腐敗分子，但通常“腐膽包天”，貪腐起來心安理得，干起壞事來心安理得，不見棺材不落淚，不走進牢房絕不會反省。很多人在接受查處時往往會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姿態，絕不會象盧武鉉般，良心發現，主動公開向民眾道歉。

　　是的，對于貪官的懺悔，雖然我們不認同貪官選擇自殺的方式向公眾謝罪，但對我們身邊的一些貪官來說，同樣是貪官，為什么有的貪官被懲處，而有的貪官卻始終得以長期逍遙法外？

　　一是不少貪官本身就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即執法犯法的職務犯罪大有人在，而這些貪官大都是掌握國家機器的關鍵人物，深知要犯罪也是最隱蔽和不容易被查處的，更敢于“腐膽包天”。如最近法院系統出現的鄭少東、黃松有等涉及多位高級法官腐敗案，如果不是國美集團前董事長黃國裕東窗事發，恐怕現在還不知道鄭少東等人參與了經濟犯罪呢。

　　二是上下級官員同流合污，形成利害攸關的共同體。這種共同犯罪行為的特點是，由于官員之間把共同的利害關系捆綁在一起后，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一道堅實的防線，為了更便利、安全地進行違法犯罪的活動，往往通過權力或各種籍口，把同流合污的人緊密團結在一起，把不愿同道的異己排除出去。所以，一旦這個犯罪集團的某一貪官被查處后，很快便會牽出多人參與犯罪的事實來，這就是我們常說“窩案”。而“窩案”是最容易形成攻守同盟的，一般情況下，不到非不得以，這些同流合污的貪官是不輕易拱手就范的。而一些貪官遇到查處，也是因為派系或政治斗爭，被對手檢舉才落網的。

　　三是政府信息不夠公開，缺乏群眾監督。如到今年5月1日，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剛滿一年，根據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OGIPS項目組(以下簡稱OGIPS項目組)發布了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2008-2009年度)的公布情況顯示，沒有公布年度報告的國務院部門卻有42個，包括外交部、鐵道部、文化部等部委，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浙江省和青海省三個地方省級政府。從管理和監督制度上說，固然是要以國家的相關執法部門為主，但群眾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監督組成部分，政府信息不公開、行政不透明，自然就使群眾失去了對官員監督的基礎和依據。而沒有公眾監督的政府和官員，必然會更容易導致貪官的出現，甚至即使出現了貪官也不容易被查處，自然貪官也就敢于為所欲為，并得以逍遙法外了。

　　試想，韓國是個相對民主、經濟發達的國家，管理和監督制度都比較完善，尚且出現“韓國歷任總統與貪污有不解之緣”的說法，說明了就算有最好、最完善的管理和監督制度，仍然還是存在貪污的官員。而對我們來說，雖然不能天真地期望通過官員自律和道德良心的發現，杜絕出現貪官，但最少要在管理和監督制度上，保證現行的所有國家法律、法規得到行之有效的執行，而不能再像實施了一年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一樣，真正執行起來的時候卻大打折扣，竟然有不少政府部門拒不執行，又如何打造陽光政府呢？要知道，“有法不依”傷害的不光是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也是拒絕接受公眾監督的具體表現之一。

　　更可怕的是，對于來自公眾的合法監督，一此地方政府或官員，卻動不動就以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舉報監督的公民，企圖干預公眾的檢舉和揭發。如最近發生在河南靈寶的“王帥事件”，就因為青年王帥通過網絡“舉報家鄉違法征地”遭遇跨省追捕，并被當地政府以誹謗罪為由，刑事拘留8天，最后在輿論持續關注下，才得以還清白。典型的“既要做婊子，又要樹牌坊”的貪官霸王心態。（李文杰）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