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黑龍江黑河市政府頒布了“見狗殺狗”的禁狗令：從5月23日開始，任何人如果被發現帶著狗出現在禁養區的公共場所，不僅狗要被殺，狗主人還要被處以200元以下罰款。該法令一出，立即遭到了當地的養狗人的強烈反對。（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5月23日報道）

　　表面看來，黑河市政府頒布的“見狗殺狗”令具有強烈的合理性，因為狗不但攜帶有可能危及人類的生命的狂犬病毒，而且影響市容市貌，為了大多數非養狗者的利益，似乎已足以使這一“見狗殺狗”令獲得其合理性與合法性。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這一政策建立其上的理論預設，我們將會發現，“見狗殺狗”令的頒布是狂暴的無限的政府權力對于狗的生命與人的生命的“雙重漠視”和“雙重否定”。

　　首先，“見狗殺狗”令是建立在一種狂妄的“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之上的。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即開始與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動植物共享一個地球。但是，人類自認為是“萬物之靈長”和“萬物的尺度”，受著神的恩賜，“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且以“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并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作為神賜的食物（見《圣經·創世紀》）。因此，人類不承認畜牲和野獸與人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只是將它們當成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無止境地對他們進行溫和——更多的時候是殘忍——的剝削。

　　隨著人類對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影響能力的增強，人類的這種狂妄自大已經開始遭到了自然無情的懲罰和報復——如果人類仍然用“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來指導自己的行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漠視動植物生存權與生命權，由此引發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必將危及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生命，人類將品嘗到自身行為造成的“飛去來器效應”之惡果。

　　大約5萬年以前，狗與人類就建立了相互依存的關系，并被馴化成了人類最好的朋友。如果人類對狗尚且如此殘忍，見狗即殺，其他動植物的生存權與生命權我們將更不會放在眼里——在我們對狗進行非人道的捕殺的同時，我們同時也在戕害自己的心靈，使之變得更加殘忍、麻木和自私，在此意義上，“見狗殺狗”令所產生的不良社會后果和使人類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出溫和而友好地對待狗所帶來的感染狂犬病的風險。

　　此外，黑河市政府頒布的“見狗殺狗”令也是對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力的漠視和否定。出臺這一政策的基礎自然是保護大多數人的權益（即便如此，也應該就此進行聽證），但是，若是對大多數人權益的保護是建立在對少數人權益的侵犯和損害之上的，這種權力也就異化成了一種無限制的“多數專制”。然而，在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度里，如果少數人、少數派或反對派的合理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那么，這種絕對的多數統治將成為一種壓迫包括多數派在內的所有人的狂暴力量，全體公民的權益將都得不到有效保護——因為，此時此地的多數派有可能是彼時彼地的少數派，此問題上的多數派也有可能是彼問題上的少數派，況且，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們或利益集團很容易打著多數（如人民）的幌子，肆無忌憚地損害他人的利益以實現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因此，黑河市政府頒布的“見狗殺狗”令是一個看似美好的“多數專制”的陷阱，如古格列摩·費雷羅所言，“在民主制度中，反對派（或少數派）像政府一樣，是對人民主權生死攸關的機制。壓制反對派（或少數派）就是壓制人民主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則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此意義上，黑河市政府頒布的“見狗殺狗”令是違憲的，如果公民們不依法對政府的這種權力濫用行為隨時隨地進行有效的批評和抵制，這種本應該保護他們的權力就會成為漠視并粗暴踐踏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地獄。

　　在大多數情況下，狗是不會主動攻擊人的，人與狗完全能夠和平相處。何況，就算人被狗給咬了，只要處理及時、得當，狂犬病完全是可以預防的。如果人們對動物多一點愛心，人與人之間多一點寬容，多一點理解，生活在城市中的狗并不見得會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多大的不便或增加多大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城市犬害”的責任并非在于狗，而是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全面失范的產物。而“見狗殺狗”令不過是將狗當成了這種全面失范的“替罪羊”罷了，根本無益于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的改善，反而會加劇這種全面失范。更重要的是，對于“見狗殺狗”令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來說，也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這一禁令的出臺和實施是以他們最基本的合法權力之喪失為代價的。（宕子）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