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塌現場

　　據株洲高架橋垮塌事件遇難者家屬反映，聽從政府安排在20日零時前進行火化遺體的遇難者家屬，獲得40萬元的賠償款，至少有5個遇難者的家屬與當地政府簽訂了相關協議。有遇難者親屬告訴記者，當地政府強硬要求遇難者遺體必須在20日零時前完成火化，否則政府將采取強制措施。(《人民網》5月20日)

　　死者何時火化與下葬，那是家屬的意愿，應按照當地的風俗習慣來進行，政府不宜插手，通常情形下政府也不會插手。但是，在重大敏感的案件或者突發性事件面前，一些地方政府就特別熱心于死者火化與下葬的問題。在甕安事件中，當地政府專門派出干部，二十四小時候守著落水女生的下葬；而在湖北“高鶯鶯事件”中，當地政府竟然派出武警強行搶走高鶯鶯尸體進行火化。

　　死者何時火化與下葬，何以讓地方政府如此關心，難道還有特別的意義嗎？答案是肯定的。在礦難、塌橋等突發性事件和一些刑事案件中，無助的死者家屬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借助遺體來向公眾和媒體哭訴，用悲情來爭取輿論的同情，從而獲得應有的賠償或者對肇事者、瀆職官員的問責，有些極端的死者家屬甚至抬著遺體沖擊企業和政府機關，在這些單位擺設靈堂。在某種程度上講，遇難者的遺體，已經成為死者家屬與政府和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討價還價的道具。

　　這就不難解釋地方政府熱心于遇難者尸體火化與下葬了。因為，遺體如果一直沒有火化和下葬，死者家屬就無形中多了一個籌碼，他們可以通過這個籌碼提出許多要求。政府要強制死者家屬盡快火化，規定一個時間表，甚至不惜以支付更多金錢來贖買死者家屬加快火化步伐，其目的就是要打掉死者家屬手中的籌碼，不讓他們向公眾哭訴悲情，從而減弱家屬在未來談判中的博弈能力。

　　一些死者家屬利用遺體來漫天要價是不對的，而利用遺體來沖擊政府更是違法行為。不過，更多的死者家屬選擇遺體作為籌碼，確屬無奈之舉。

　　試想，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早就有死者為大、早日落土為安的習俗，如果不是迫于無奈，誰會用死者來作為道具，踐踏死者的尊嚴。然而，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們，一旦死者家屬早早將遺體火化與下葬，接下來的事情就是他們難以控制的，賠償可能低于法定標準或者遲遲不到位，對有關人員的“問責”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無數次“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經驗也在提醒他們，只有憑借遺體這個最后的籌碼，才是獲得應有權利和對責任人員進行有效問責的辦法。

　　追蹤“遺體成為民眾問責與維權的道具”背后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的某些地方政府是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政府機關是嚴格執法的，對責任人員的追究是有力的，民眾向司法救助的渠道也是暢通的，那么，死者家屬還有什么必要冒著擾亂社會秩序的風險，把遺體作為問責與維權的道具呢？死者家屬用遺體作道具，而政府強制死者家屬進行火化與下葬的現象屢屢重演，說明了利用遺體形成的輿論壓力，是保證一些地方政府嚴格執法的動力。因此，讓所有的死者家屬能產生這樣的自信———即使是死者早早火化和下葬了，死者家屬的權利仍然能得到維護，相關責任人員仍然能得到追究，他們仍然有公正的救濟渠道，并非“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這才是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楊濤）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