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校長陳駿近日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部屬高校退休教職工的年退休金比公務員退休金最多要低2萬元;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向有關部門反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無論是在職的還是離退休的,退休工資比同級別公務員低了近一半。(5月18日《中國經濟周刊》)
這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許多地區,教師和科技人員同公務員在待遇上有很大差距。盡管國家反復強調教師工資不能低于公務員,但實際上普遍低于公務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待遇上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落實。
在讀這則新聞的時候,另一種與之相關的現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許多網友在留言中都拿企業職工同教師比待遇,如有人留言“比起企業的工人來(教師)多了好幾倍,人心不足蛇吞象”,“企業人員的退休金更比教師少得多”等,認為教師應該知足了。
這樣的比較方法我們似曾相識。如前一段國家進行醫改,一些醫生反映自己的待遇低,也有許多網友拿醫生跟企業人員比,也說了一些類似對教師待遇看法的話,認為醫生該知足了。筆者以為,這樣的比較不太合適。
這似乎還是“大鍋飯”年代的認識方法。在“大鍋飯”年代,人們彼此的收入相差不多,教師和工人的工資基本相同。大家都認為要“共同富裕”。可是,那時多年人們都始終處于低收入狀態,不僅沒有能夠“共同富裕”,而且還“共同貧窮”,社會到了崩潰的邊緣。可見,“大鍋飯”不值得我們懷念。
“大鍋飯”年代所推崇的絕對公平分配原則,并不是科學的分配方法,影響了人們積極性發揮,所以最終也妨礙了社會的發展。也可以說,這些年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也正是得益于“大鍋飯”絕對公平分配原則的打破,極大調動了人們的社會積極性,激發了大家的創新熱情,推動了國家進步。
應該承認,一般來講,社會發展對教師、醫生等知識分子的要求,遠遠高于對企業職工的要求。我們不能一方面要求教育我們的后代、為我們的生命健康負責任的人,必須是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卻只給他們普通的待遇。選人按最優秀標準,待遇卻按最低標準衡量,那不是又回到“大鍋飯”年代了嗎?
社會實踐早已證明,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有利于社會發展,這也是保證包括企業職工在內所有的人利益的需要。企業職工要承認自己同教師、醫生等知識分子有差距,因此在待遇上也不要和他們比。其實,這樣的比較,早在考大學、選擇職業時已經“比”過了,為什么過后還要耿耿于懷呢?弄清了這些,我們就應該清楚,為什么說拿企業職工同教師等比待遇不合適。(趙光瑞)
(責編:劉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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