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兩個案件之間有太多的相似，梁麗案被稱為“女許霆案”。受主觀想象、同情弱者等因素的影響，公眾容易對梁麗案可能被盜竊罪論處的判決結果，感到費解。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學斌就認為，梁麗的行為只是涉嫌構成侵占罪，而不應定為盜竊罪。而相關司法界人士的評論認為，梁麗的行為充其量只能算做“拾金而昧”。

　　筆者在此無意對梁麗案的具體判決結果過多置喙。筆者只是認為，相關方面在對梁麗案進行判決的過程中，應充分檢視和吸納許霆案判決過程和結果的教訓——本著公正、公平的原則，在判決的過程中，相關方面應更關注案件事實本身，不能過于被輿論的過度關注，以及公眾的主觀情緒牽引。原因很簡單，相關方面既要考慮到案件判決對法律法規尊嚴的維護，又要考慮到如此影響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可能會對公眾的情緒、認知產生的影響。

　　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但影響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卻可能成為以后類似案件判決時，被參考和借鑒的樣本和標桿。從這個意義上說，許霆案后，梁麗案判決可能出現的對許霆案的延續或是轉變，影響著司法界在判斷、裁決類似案件時的思路，更可能影響公眾在看待“拾金不昧”等介于道德和法律邊緣問題時的態度。

　　和許霆案一樣，相關方面在判決梁麗案時，同樣遭遇了法律文本相對性空白這一制度性殘缺難題。酌定情節賦予了法官們自由裁量權，而由相關人士的分析不難看出，將梁麗的行為界定為盜竊罪、侵占罪抑或是“拾金而昧”，判決的結果將會呈現天壤之別。

　　從許霆案到梁麗案，公眾之所以表現出關注熱情，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情緒和實際法理間的沖突所致。同時，進入輿論關注視野的類似案件，畢竟只是少數，那些未能被關注的類似案件，被處以何種判決結果，難以預料。另一方面，公眾更深一層的擔憂是，在對類似案件的裁決上，法律文本的相對性空白、先例案件判決的示范效應，是否會影響到法官對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

　　所以筆者認為，從許霆案到梁麗案，相關方面惟有借此盡快完成法律空白文本的修補和完善，終結現實執行的模糊，才能最大限度地凸顯判決的意義和價值。原因很簡單，如果司法制度不能跟隨新案情的出現，實現及時的修補和完善，那么，很難保證類似案件不會一再地出現在輿論關注的視野，更很難保證所有案件的判決都能恪守公正、公平。所以，相關方面在綜合考量案情、輿情等因素作出公正、公平判決的同時，更應及時著手完成對相關制度的完善。惟有如此，“梁麗案”的價值才能被最大限度地凸顯。 （李記）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