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雙流中和鎮一所中學的高一某班規定學生上課遲到或違紀，就會被罰款，金額5元到50元不等。而該班班主任解釋，這是一種愛心捐款，不退還的罰款部分會用來獎勵班上表現良好的同學。(《成都商報》5月6日)

　　學生不遵守紀律、犯了過錯，批評教育就是了，何以非要“罰款”？居然還冠之于一個“愛心捐款”的名義，當真是“欲要罰款，何患無辭”。這本身就是一種違規甚至是違法的行為，應該得到及時制止。據說這是教師的個別行為，學校并不知情，但從報道的情況來看，學校對此起碼是持“默認”態度的。

　　不知曾幾何時，校園里的“罰款事件”漸成“流行”之態勢，類似的現象層出不窮，有越來越多的教育管理者傾向或者習慣于伸出罰款之手。這不能不讓人警思：學校不具有“執罰權”資格，是什么讓教師這般大膽妄為，是誰給了教育以罰代管的權力？

　　在我看來，沒有哪一條法律和制度規章賦予了教師“罰款權”，根子只能在于，教師的有限教育管理權被無限放大了——學校就是權威，教師“說了就算”，而學生只有乖乖服從的份兒。在有些地方的學校里，教師的話無論對與錯對學生而言都如同“圣旨”，學生或被迫接受或無知盲從，久而久之，直接導致部分教師(特別是班主任)無形中滋生了“唯師獨尊”的強權心態，在教育管理學生的過程中也就不自覺地為所欲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近年來，此類教師私下運用“經濟手段”對學生進行“施教”的事情屢屢發生就是一個明證。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趨膨脹的教師“無限管理權”是造成一切教師“亂作為”現象的“罪魁禍首”。所以，一方面，學校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要加強教師的日常管理和師德教育，對其教育管理行為時時進行監管，確保教師的教育管理權在制度的約束下不出軌；另一方面，學生尤其是學生家長，要對教師的某些不良行為心存質疑和舉報的勇氣。就事論事，這所學校這個班級的“愛心捐款”居然得到了家長的同意，盡管這種同意或許出于某種“后顧之憂”，也令人嘆息。

　　教育管理權是一種有限的服務型的權力，通過教育責任的承載、教育義務的履行、教育功能的輻射來保障學生的受教育權。這種權力絕不可被無限放大和肆意延伸，否則危害是相當嚴重的。事實上，學生交納的“罰款”或許在教育主管部門的介入下會很快被追回，但由此給學生帶來的心靈傷害卻不是短時間可以治愈的。（陳一舟）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