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五四”的中國，很難想見有今日繁榮昌盛的中國。因此，我們紀念“五四”，不應是為了不忘卻而去紀念；更多的，應是思考如何繼承好“五四”精神。特別是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盛行的當下，如何傳承“五四”精神的話題，尤須被反復提及。

　　回溯90年，“五四”時代的幽暗與光亮，那些熱血、激情、飽含理想與民族焦慮之情的年輕面龐，早已隨時間的洗滌漸行漸遠。每一代人都在紀念“五四”，人們試圖從“五四”中找到賦予自己時代的課題與答案，而如今，這種探尋追索的目光除在學界保有外，對“五四”的主體——青年人而言，它似乎更多是歷史書上的一個符號，似乎變得有些模糊不清了。

　　我們為何紀念“五四”？“五四”的內核究竟在哪里？在中國社科院最近組織的一期針對高校學生的“‘五四’知識調查”中，對“五四”精神的闡釋，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民主”和“科學”，而忽視了“愛國”、“進步”、“個性解放”等“五四”其他元素。事實上，即使在這些透著“五四”精神正確答案的調查問卷中，“五四”仍然被簡單地解讀，深入當年社會的肌理，“五四”不止是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粉墨登場，也不是一場簡單的愛國主義贊歌，它深透進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經濟意味，注定了它的多元性與開放性。也因此，在那個幽暗苦悶的年代，“五四”更像一束暗夜里的幽光，照亮了無數青年人乃至社會人苦苦掙扎求存的社會出口，這場由青年精英人群發起的運動也最終得以蔓延全國，成為全中國挽救國家危亡的重要精神標桿。

　　從這個角度來說，沒有“五四”的中國，很難想見有今日繁榮昌盛的中國。因此，我們紀念“五四”，不應是為了不忘卻而去紀念；更多的，應是思考如何繼承好“五四”精神。特別是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盛行的當下，如何傳承“五四”精神的話題，尤須被反復提及。

　　翻開“五四”的頁面，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他們的名字和思想曾在那個時代熠熠生輝，“五四”的包容讓這些持有不同思想見解的人，曾經碰撞出激烈的價值火花。當時的思想領域圖景可謂眾聲喧嘩、百家爭鳴，各種思潮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而所有思想路徑的終點也都指向了一點——如何挽救國家危亡，建立一個強大新生的中國。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都是注重獨立思考、充滿社會責任感、滿懷熱情與理想的人，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精神，依舊值得今日青年學習和繼承。甚至他們當年的各種思想，對今人依舊有著現實的考量意義。

　　除了這些青年精英，當年整個社會都積極投入到一場聲勢浩大的國家救亡行動中，無論是工商界的罷市罷工，實業家對學生思想骨干的經濟支持，還是整個社會的抵制日貨行動，底層勞動者抗擊自身卑微地位的斗爭，整個社會都在尋求一種“獨立人格”與“個性解放”，在每個個體尋求解放的過程中，實際也走向了整個社會解放的路口。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以青年社會精英為首倡導的自由、平等、民主、責任等意識，實際已悄然在社會肌理中生根發芽，“公民社會”的雛形開始具備。從這個層面來說，當今社會倡導的“公民意識”、“公民精神”實質正脫胎于“五四”，也因此，今人紀念“五四”，更應感念、發揚“五四”賜予我們的公民意識。

　　一百多年前，思想家梁啟超殷殷寄語中國青年說：“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至今仍有讓人振奮前進的力量。“五四”作為一場以青年精英為主、進而席卷整個社會的解放運動，青年的責任擔綱意識已經強烈地回應了梁老的呼吁。

　　而對當下之青年而言，則應該消去“五四”過于符號化、概念化的紀念印跡。只有真正深入“五四”精神的內核，勇敢地去承擔這個時代所賦予我們的社會責任，方才無愧于一個真正的時代青年！（李妍）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