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公安縣“抽煙紅頭文件”在人們從地方保護主義、不依法行政、公務消費不當、滋生腐敗等多個角度批評后廢止了，但筆者認為，廢止“抽煙紅頭文件”不應是終點。

　　其一，既然公安縣委負責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落后的表現，難道只在“抽煙”這一個方面表現出來嗎？上級應該組織人員到公安縣仔細查一查，看類似的“紅頭文件”除了這些被媒體曝光的，會不會還有“漏網者”？

　　其二，公安縣“抽煙文件”與3年前漢川市的“喝酒文件”如出一轍，是又一起不當行使公權力的事件。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針對性措施，如果對這種損害公權力形象和百姓利益的“紅頭文件”只是曝光了事，而不對公權進行規范、不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厲問責，那么，這類荒唐可笑的“紅頭文件”就難以絕跡。今天政府可以用“紅頭文件”下喝酒、抽煙和賣房任務，明天則可能強迫你去洗桑拿、唱卡拉OK，反正都是“拉動內需”嘛。所以，公安縣必須對“抽煙文件”相關責任人嚴厲問責，以避免類似的“紅頭文件”再次發出。

　　其三，“喝酒文件”和“抽煙文件”都發生的湖北省，這應該引起省政府的思考和重視。是否組織全省縣級領導專題學習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該如何引導消費這一重要課題。讓在職的政府官員明白：政府引導消費的行為是政府執政理念的顯現，應該引導合法消費、健康消費、“綠色消費”，以及有益于科技推廣、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消費。像煙酒這類產品，即使能給政府帶來高額稅收，也不能大張旗鼓地去引導，否則就是舍本逐末，丟掉了政府應有的價值觀。（李六合）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