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英好賭，其賭博史與他的當官史同行。他還是小公務員時，就賭，不過還只是小賭小鬧；當了公安局長，升級為專業賭徒；當他執掌資產數百億的首都機場時，他的賭癮更水漲船高。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他先后14次到澳門賭場賭博，共輸掉3300余萬港幣。還曾去公海的賭船上賭過。（見09年4月17日《報刊文摘》周末版）

　　匪夷所思的是，李培英這個慣賭，一邊賭，竟一邊節節高升。在其當公安局長（何地的公安局長，筆者所看到的上述材料不曾提及）時，已經“升級為專業賭徒”了，竟一路高升到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好像其賭徒生涯，對其在官場上的青云直上毫無影響。現在常說一些官員是“帶病提拔”，李培英就是最準確意義上的帶病提拔。

　　為什么竟會這樣呢？知道其有病，由于種種原因仍然將其提拔，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這種帶病提拔，在其敗露受到追究時，一定會“拔出蘿卜帶出泥”，帶出那對其提拔者來。但是，更多的被帶病提拔者，我想主要恐怕是沒有發現其有病，才將其當健康者提拔起來。我寧肯相信李培英就屬這種情況。

　　這就要進一步問：李培英在當公安局長時，已經“升級為專業賭徒”了，而他在此位的時間也不會是一天兩天，掌握干部提拔的部門及其官員何以竟發現不了他的病，還提拔他節節高升？他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的位置上，從1998年7月到2001年6月，有三年時間，先后14次去澳門賭博，先后輸掉3300萬港幣。怎么在其第一年、第二年都發現不了，而到第三年才發現？怎么一直到他第14次去賭博才發現，而此前的13次竟沒有發現？怎么一直到他輸掉3300萬港幣才發現，而輸掉1000萬、2000萬時還發現不了？

　　誠然，李培英這樣的腐敗分子，是會千方百計隱瞞和掩蓋自己的病況的，所謂諱疾忌醫莫他們為甚。這確實會造成發現的難度。但是，他的賭病從他一當官就有，而且嚴重已有三年；病到了14次去澳門賭博；病到了輸掉3300萬港幣：可以說病到了病入膏肓，病到了連命都丟掉的程度，卻才被發現，這也深刻說明了我們發現官員疾病的機制本身有著多么嚴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