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劉建平 制圖

作者：王泰白

這是根植在漢語世界里永恒的痛，當南京和大屠殺作為兩個詞語被結構在一個信息交換的場合，時間會自動倒退，回到1937年寒冷的冬天，回到一條大江蕭索的岸邊。

《南京！南京！》把歷史文獻變成了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不管是作為送給一個國家的禮物還是作為想像系統的一個新成員，陸川的新片都在提示電影的另外一種功能性，它不只是工作了一天的人用來消磨時間的機器，它可以擺脫無聊、墮落的形象，而成為現實世界意義闡釋的重要工具。

1937年冬天的殘暴在銀幕上變得非常具體，一個人死亡前的眼神、黑白影像里廢墟一般的城市、一綹頭發、一具女人被摧毀的身體、一顆子彈的嘯叫，如果喪失了這些歷歷在目的細節，對歷史的重新再現將會浪費多少口舌，也正是通過這些影像，歷史越過時間的樊籬進入現在的面貌，在政客、民族主義者、歷史學家和電影工作者之間調動不同的權力形成爭吵，讓思想的竊竊私語在個人具體的頭腦和公開的社會活動中繼續生產意義。

歷史是大量藝術作品的靈感和創作來源，但是歷史不能只是軼事(《色｜戒》)、故事演義(《赤壁》、《七劍》)，它還必須提供可靠性，對于一個現代國家的地緣政治、國民塑造，歷史的選擇性呈現必不可少。我們需要《南京！南京！》的傳播來組織我們的記憶，我們需要更多的轉述、更多的藝術形式來強迫歷史不斷返回現場，在一個健康、進步、人性的社會中，重新講述歷史的欲望代表了一個國家和社會自我反省的能力，可惜在一個充分娛樂的形式主義社會里，反省和批判經常淪為物質繁榮的點綴。

《南京！南京！》的意義并不是要制造仇恨，并不是要在兩個民族之間燃燒狹隘的歧見，歷史的暴行不遠萬里重新走進現場要求我們思考的是戰爭的罪惡和根源，何況時間不管多么偉大，那些暴行都是渺小的人類犯下的，人類良知的底線不僅僅在歷史的某一時刻被冒犯，而是每時每刻都在被嚴重冒犯。

占領了政治正確性的高地，《南京！南京！》在行銷上實際已經成功了大半，但是脫離了歷史語境，作為一個電影藝術文本，《南京！南京！》有些時候忘記了節制的魅力。電影的結局男主角角川飲彈自盡，電影從他開始也準備從他結束，之后小豆子和老趙大段的寫意鏡頭非常沒有必要，至少沒有必要那么長，人性的沉痛會因為這種過于光明的渲染而變得粗淺起來。

一場模仿痕跡嚴重的城市陣地戰過后，被占領的南京節奏放緩，所有隨鼓聲行進的敘事都緊湊利落，但是鼓聲一停，《南京！南京！》講故事的方式就不算高明了，情節的演化并不是層層遞進的，而是通過人類暴行不斷的堆積來釋放觀眾的淚水。

《南京！南京！》邏輯演化的松弛和無力其實也體現在了男主角日本兵角川的覺醒方式上，一個國家寫給另一個國家悔過書是由一個害羞、不善言語的日本兵來執筆的，良知的歸來起源于一個男人的處子情節和他的懷鄉病，就是說善的果實是扎根于一種非常不可靠的邏輯基礎上，并且這種刻意的邏輯尋求反而阻斷了良知的直接抵達，面對如此殘暴的行徑，人性善惡的戰斗沒有必要以多愁善感的方式婉轉完成。

對角川內在視角的過度依賴，使《南京！南京！》削弱了對所有罹難者的內在刻畫和描述，可恥的暴行之下肉體的恐懼和精神上的黑暗顯得強度不夠。當然演員配置的不合理也是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之一，日方演員的表演普遍上乘、精到，而中方演員良莠不齊。高圓圓可能永遠學不會如何利用自己身體的內在能量來演戲；而范偉像是處于排練狀態，一直在思考我怎么演好這場戲；慶幸的是，劉燁終于證明了自己還是可以成為一個好演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