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將“政治”定義為“管理眾人的事”。作為負有“管理眾人的事”之責任的政府部門，它依靠 “眾人”交納的稅收之支撐而運作，它合理的角色定位是“眾人”和“眾人的事”的代理者，因此，其所作所為應該而且必須向它的授權人，即作為納稅人和公民的“眾人”負責，并接受他們的監督和制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而且，我國憲法的第四十一條也明確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并且“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但為什么某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堂而皇之地操縱司法機關，對申訴、控告和檢舉人進行壓制和打擊報復，以法律之名行違背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之實呢？

　　答曰：一個國家的社會形態的整體特征是由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實施的形式與有效性三者一起決定的。從正式規則的角度來說，中國有保護公民的最基本權力，并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界定和約束的憲法——但這卻并不等于中國有憲政。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有其最致命的缺陷，即對于政府的行為缺乏足夠清晰的界定。

　　而非正式規則，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生活習慣、社會心理等因素對個體或集體的行為和行為方式的約束。傳統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和作為他的代表的各級政府官員對于他們治下的“百姓”具有集立法、司法與行政于一身的絕對的統治權。雖然這種政府也向它治下的百姓提供一定程度的生命、財產和契約執行安全的保護，但這種“保護”的程度及其有效性往往取決于某位具體的統治者的仁慈或德行。但統治者的仁慈或德行往往并不可靠，于是，負有保護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之責的國家權力往往會異化成了與弱肉強食的匪幫行徑無異的，隨意侵害和掠奪民眾的生命和財產的非理性暴力，導致了局部 “無政府社會” 的產生。而為了維護這種政治體制的持續性、穩定性和合理性，統治者階層往往宣揚“仁政”和“以德治國”，而作為被統治者階層的老百姓，則有著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結”和“好皇帝情結”——這種心態其實是默認了上述政治體制的合理性。

　　由于國內和國際形勢引發的社會革命導致了傳統帝制的被推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正式的社會博弈規則——即法律——發生了非連續性的變化。可作為非正式約束的文化則具有很大的惰性——盡管正式約束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決定而在一夕之間發生變化，但嵌入在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中的非正式約束卻往往是刻意的政策所難以改變的。事實上，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今年就有六十周年了，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論中國的民眾，還是中國的政府官員，在意識或潛意識的層面，仍然非常認同傳統的立法、司法與行政三種國家權力尚未分化的統治方式。這種正式規則與非正式約束的背離是行政權力不受約束，并得以粗暴地干涉立法和司法權力，且將自己定義的任意規則強加在共和國公民身上——同時也是影響作為社會博弈的正式規則的法律的實施形式與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民主化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而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而加速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則需要同時從正式規則與非正式約束兩方面著手。所謂從從正式規則著手，即是要在立法上為政府的行政權力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并將司法權力從行政權力中獨立出來，同時，對于公民最基本的人權，尤其是參政、議政、監督政府的權力，也必須有明晰的表達，以降低公民與政府權力博弈的成本，提高其與政府權力的談判能力，從而使公民成為監督政府行為、抑制政府部門的腐敗和“權力尋租”的最有效的力量。至于非正式約束方面，則要通過培育和扶持民間社團、新聞自由和進行民主、法制教育等方式，搭建讓民眾“在水中學習游泳”的各種社會、政治平臺，從而培養公民的納稅人意識、權力意識和參與意識，不斷地沖擊和消解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讓公民們養成對于政府的違憲和違法行為隨時隨地進行合法抵制的習慣。

　　如此這般，才有望打破目前這種“封閉的六章節循環圈”式的“敘事結構”，迎來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繁榮、更美好的新社會。(宕子)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