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5年，法國思想家蒙田第二次任波爾圖市市長的任期馬上就要結束。真是天不遂人。不幸爆發了鼠疫。蒙田顧不得市長的身份，竟然丟下整個城市不管，狼狽出逃。市政官員們對他的行為非常憤怒，一封接一封的給他寫信，要求他回來。但蒙田置之不理，最終還是沒有回來，也沒有參加他的卸任儀式。直到這年的12月，鼠疫被消滅了，出逃了6個月的蒙田才到這個城市自己的家中。

不論是作為市長的蒙田，還是作為思想家的蒙田，做出如此出逃的舉動，足見出人的復雜及人性的脆弱了。之所以想起蒙田的這次出逃，是因為最近廣為關注的“黃苗子告密”、“馮亦代臥底”等特殊年代里的舊事被人翻撿出來，并引發了廣泛爭論。

其實，人在時代洪流沖擊、裹挾之下，是微不足道的。就其一生而言，都有其懦弱及力不從心的時候，都有可能主動或被動地走向自己良心或堅守的價值的反面?；厥鬃约旱囊簧?，有幾人能夠真正做到“內省不疚”？我們當然需要懺悔，但這種懺悔是不能簡單的以“說出來”為論的。說出來，當然可貴可敬，但不說也未必就表明一個人內心的煎熬就要輕松些。

一直為自己所景仰的人，卻發現也有齷齪之行，這種失望是可以想象的。但這種失望，有多少是出于對價值取向本身的尊崇，又有多少其實是出于對內心神像坍塌后的失望？問一下我們自己，對于那些文化老人，我們是不是一直把他們作為內心的偶像來供奉，而少于把他們真正作為人來對待，所見之處，都是他們文章的燦爛及人性的光輝，而又何曾看到過他們人性的弱點呢？“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一俊遮百丑”或“一丑遮百美”，都不過是如梁文道先生所言的“一即一切”的思維方式的反映。這其實不是文化老人們的錯，而是我們在如何看待他們的態度上出了錯。

因為我們總是眩暈于他們的文化光環，久而久之，在心里也把他們當作神了，以為個個金光照人，完美無瑕。事實上，一想到那過去的苦難時代，我們也會不約而同的想到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受難者，壓根兒就沒想到他們也曾是一些苦難的制造者，以為諸如“告密”、“臥底”之類的事是萬萬不至于出現在他們身上的，可惜事實不是這樣。

文化老人們在其一生的歲月里，有沒有做過不光彩的事，并沒什么大驚小怪的。衡量一個人的完美、善良與否，不僅要看他是否做過不妥的事，也要看他在什么情境之下做的，還要看他對此事的態度，還有一點，就是羅曼·羅蘭說的，“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不獨英雄而然。寬宥他們，不是為尊者諱，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人生之多艱及命運之多舛。

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誰誰誰當作神來看待，也沒有必要糾結于某一個人的某一件或某一些事而耿耿于懷乃心灰意冷不知所向。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所揭示的多是那些偉大的哲學家們這樣或那樣的丑行，卻依舊不能改變我們對他們由衷的仰望，也不能改變我們對人類美好價值的向往。為什么？因為我們深信：一個人再偉大，也是人。是人，就難免也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人性的弱點。想想400多年前，鼠疫來了，蒙田不是也棄城而逃了嗎？但400年來，我們仍一直尊崇著蒙田，并一直享受著他思想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