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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守所一系列離奇死亡事件，再次把“牢頭獄霸”擺上議事議程上來。轟動全國的“躲貓貓”事件解決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牢頭獄霸”問題的確長期存在，這個我們必須要承認，而且解決這個問題也比較難。

　　云南，一場自上而下的專項整治“牢頭獄霸”的行動正在進行：投入3000萬元，完善和改造全省看守所監控系統；省公安廳成立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小組成員將到各個監管場所，對監控設備、受虐報警裝置、電網等重點設施設備運行情況進行一次全面檢查；省檢察院從3月27日至6月20日，對全省看守所“牢頭獄霸”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擬在昆明、曲靖兩市成立監所檢察院。（2009-04-13 羊城晚報）

　　報道指出，但要遏制“牢頭獄霸”現象，最關鍵的是要靠監管人員的責任心，因為“牢頭獄霸”是在封閉的環境里產生的，是在監管人員控制的狀態下發生的。當如何才能讓監管人員“有責任心”呢？相關部門有關整治“牢頭獄霸”問題的文件，不可謂不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一直都有各種文件和規定。其實，不少的看守所甚至有意無意培養“牢頭獄霸”，或者睜只眼閉只眼任由“牢頭獄霸”發展壯大，橫行監獄，作為一種煩人管犯人的“管理方法”之一，有的還存在不可見人的利益關系。

　　因此，在筆者看來，再花個3000萬改善硬件設備，再嚴厲的專項檢查，再好的文件，如果不交給法律來解決，監管人員的“責任心”照樣不靠譜，“牢頭獄霸”照樣橫行。

　　首先，對于看守所等司法機關實行舉證倒置，從法律的角度，明確看守所具有保護犯人不受“牢頭獄霸”損害的義務，看看他們還會不會說監控設備壞了？舉證責任，一般是誰主張誰舉證。但在某些特殊領域，考慮到強弱勢，則采用舉證責任倒置，這基本上是一個國際通則。我國目前醫療行業就是實行舉證倒置，患者提出控訴，醫院需要自證清白。司法機關是國家機器，顯然比醫院在證據方面擁有更大強大的控制能力，公民在司法機關難以獲得證據，更多的時候是完全失去自由，幾乎完全喪失從司法機關獲得證據的能力。比如是否存在刑訊逼供，被羈押者既不能錄像、也不能記錄，更無第三方證明，舉證幾乎難于上青天。而司法機關就不同了，可以要被羈押者畫押、可以采用錄像監控等等舉措，因此，要公民來舉證司法機關沒有道理。比如云南的躲貓貓事件，說是錄像監控系統壞了長達半年時間，無法舉證就應該由看守所承擔舉證責任。

　　其次，依法對監管人員進行管理，明確責任，每個監區都有責任干警，把是否存在“牢頭獄霸”作為最為重要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出現問題，要追究責任干警的法律責任，該摘掉烏紗帽的就摘掉，該清除出警察隊伍都就清除，該判刑的就判刑，恐怕不需要任何教育，監管人員的“責任心”就會馬上強起來。

　　第三，要把打擊“牢頭獄霸”最為監獄頭等大事，要是那個犯人敢露頭做“牢頭獄霸”，依法予以加重刑罰，比如加重刑期，不能參與減刑等等。只要讓犯人算一筆經濟賬，讓他們覺得當“牢頭獄霸”成本太高，不劃算，相信這樣一來不少人就不愿意當“牢頭獄霸”。（盤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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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寶琴）